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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现状:文体的时代尴尬?被权力招安?

发表时间:2014-06-15 21:36 内容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翔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热情赞颂了一直被丑化的知识分子,这引领一大批作家投入采写知识分子、科技界人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也被命名为“徐迟报告文学奖”,2001年设立。 
        199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64岁的李炳银自况“中国报告文学的管账先生”。
        从1995年开始,他每年都编一本中国报告文学年度优秀作品选,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做盘点工作。
        这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家,几乎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图书馆,摞着一堆堆的《中国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
          他与中国报告文学有着四十多年缘分,至今依然坚持在报告文学的第一线,高呼“报告文学万岁”。然而,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拒绝当初无法接受的一些东西。

           “当年报告文学相当于深度新闻”

         1978年底,李炳银被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文艺报》任编辑,负责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评论工作,就此赶上了新中国报告文学最好的时候。
         早在1950年代,新中国已有《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很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但作家动辄因为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付出二十多年下放劳动改造的代价。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被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写真实”甚至成为了一条罪状。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文革”还未被公开否定时,率先给予了委婉的批判,对一直被丑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热情赞颂。这引领一大批作家投入采写知识分子、科技界人士,出现了黄宗英《大雁情》、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这样的作品。至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就叫“徐迟报告文学奖”。
         作家理由写击剑运动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标题本身是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一句著名“反动诗”。《新体育》杂志不敢用,要求作者换标题。理由坚决不换,投给《人民日报》,于1978年6月11日全文发表。在“四五”尚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时,这句诗堂而皇之地登在《人民日报》上,引发巨大轰动。
        1983年,李炳银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职研究报告文学。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火力极为强大,出现了大批控诉“文革”伤痛、控诉“四人帮”、控诉冤假错案的作品。江西作家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写“文革”后被冤屈杀害的李九莲,反响极大。
        赵瑜、钱钢、麦天枢等另一批作家也出现了。他们提出一个敏锐的问题:我们只空喊改革有什么用,怎么改革,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教育、生态、交通、体育、住房、婚姻、户籍……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改革。生活中的所有对象和存在的矛盾问题,都有报告文学作家的深入。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当时在山西省作协工作,他印了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评论1976年到1989年的重要报告文学作家。后来他总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1988年,《青年文学》第3期发表了题为《人工大流产》的报告文学,在当年的“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中获奖。作者叫“瘦马”,今天他的本名则广为人知:马未都。
        “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婚姻、性爱和人的情感生活是有不少真实深入思考的。”李炳银回忆。他当时是大赛的评委之一。这一时期,他开始认定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有价值和生命力的。
        “你老说那些虚构的小说,而且编得不好的话,人家不相信。瞎编有什么意思呢?人家更需要了解社会的真相。”李炳银套了鲁迅的一句话,用来形容报告文学出现的必然:我们这个国家,蒙和骗的时间太长了。

                       两种报告文学路线

       热潮持续到了1989年。之后,报告文学的作家队伍有所溃散。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表达上,开始有一些明了或不明了的限制,写“文革”、写反右的很多作品,就很难被放行。原定这年8月成立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直到1993年秋天才成立。
       两种报告文学应运而生。
       其一是李炳银定义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在甲午海战100年时,钱钢发表《海葬》,充满了现实对历史的沟通与思考;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写三峡工程前前后后的争论,写参与这个工程的人尤其是反对的人,具有极强的史料文献性。
       赵瑜的《体育三部曲》跟进和批判中国体育事业,邓贤追踪报告中国远征军史迹,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反思历史事件,李鸣生揭秘报告中国火箭航天领域。
       “这些作品,都是对某一个领域、行业有所关注,不再那么硬碰硬地、直戳戳地揭露社会矛盾。它采取了一种更柔和的,或者更加有活动空间的方式,但力量并未减弱。”李炳银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
        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当年还是地质系统的一名记者。他在至今仍陷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中,写了地质部老部长、“红色科学家”李四光的生平是非。尤其是在发现大庆油田一事的前因后果上,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巨大反弹,致使他不得不离开地质系统。
        另一种倾向,则是权力对报告文学的“招安”。企业家、官员都发现了报告文学的宣传性,出现了邀约写作式的作品。1996年,陈祖芬发表了赞誉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她在回忆文章中称,这部作品感动了她自己,“自个儿冲着墙壁哭”。2013年,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微博上有人多次以讥诮口吻提到这部作品。

         顽强地活在今天

          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哪一个对报告文学的冲击更大,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进入21世纪之后,它们联手挤压了报告文学的生存空间,是不争的事实。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在减弱。”李炳银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名词:浅阅读。信息的快速和巨量,使得读者已经不习惯追求深层次思考,而只满足于信息。这令报告文学失去了大批读者。报告文学“衰亡说”不胫而走。
          “比如李敬泽先生,他现在是我们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了。他就在你们《南方周末》发文章,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已经失去了意义。”李炳银说,“我认为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和局限的,实际上他对报告文学的问题没有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理解。”
          李敬泽发表于2003年的观点是:报告文学是一种“权宜之计”。
          就在这一年,中国作协召开年度总结会,特别推举了一系列小说,没谈报告文学。李炳银当即“愤然离席”,引发一片议论。
        报告文学的衰落,是中国文学整体不景气的一个侧面。2008年,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被媒体爆出收钱卖版面,轰动一时。即使被媒体曝光,收费发表的栏目依然存在,直至2010年底杂志停刊。
       2009年,吉林大学教授黄浩等人发表论文《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提出一个观点:报告文学的盛行,同20世纪中国低下的信息传播与制作生产力水平有关。社会必须寻找到可行的传播工具,以替代新闻,满足对深层次信息的需求。在新闻媒体发达,基本消灭文盲的现代中国,“就是报告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李敬泽、黄浩等人的这一预言并未成为现实。报告文学顽强地活到了今天,尽管作品数量完全不能与80年代相比,但优秀作品的质量依然不低。
        李敬泽主持下的《人民文学》从2010年起增加“非虚构”栏目,推出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报告文学”到底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没人说得清楚。“我已经把报告文学界的人得罪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吧。”李敬泽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称。
         文化学者丁晓原在专著《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中指出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变化:进一步被边缘化,同时篇幅越写越长。三届鲁迅文学奖共有十五部报告文学作品获奖,长篇十三部,中篇两部。从文本长度上,报告文学与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拉开了距离。这或许是它维系自身生存的一种方式。丁晓原也将媒体的一些深度报道,列入了报告文学的范畴。
        如今,李炳银间接主持了一本刊物的主编工作:河南省文联的《时代报告》杂志社的中旬刊,取名《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从2011年6月份他接手至今,已有三十多篇作品被其它报刊转载,这令李炳银有些自得。
         但他没有否认:这份杂志给作者的稿费很低,同时,也设有当年他坚决不接受的,面向官员和企业家收费的宣传栏目。
“我们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是靠我自办发行。对于刊物吸收社会资助,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客观地看,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李炳银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很多基层单位有成就,想做些宣传,主流媒体又不肯光顾,基层报告文学作家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需求,两厢情愿,各得其所,应当不是个坏事吧!别人为地将问题搞得过分的严肃和复杂……”

         正式诀别

         在“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已经淡出时代视野的时候,“四川省内江市人民银行宣传干事”、业余作者向思宇开始自发写作报告文学。
         2004年,内江发生特大水污染,“这是纯粹的人祸——简阳市一个大企业违规排放污水。环保局有心无力,经费不到位,说话没人听。企业的税收高,政府都要保护它。”向思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本来想写小说,但老婆儿子都觉得,这样的事,应该写报告文学。
         文章叫《哭泣无泪的沱江》,发在《报告文学》上,“两万五千字的稿子,《报告文学》给我开了千字70元的稿费。扣掉税,到手一千零点。”
他刚写完云贵川三个省代课教师题材的报告文学。也是自费,坐了7个小时的车到了云南,有些学校根本不接待。后来他才知道,当地刚出了一个假典型,被曝光了,怕人来采访。最后向思宇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拿给老师们看,说自己也是老百姓,是真想来帮他们的,才采访到了几个人。前后用了三年时间。
       全书25万字,算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作品”,给了1.8万元补助,而且“不扣税”。《北京文学》节选了3万字,给了他1万块稿费。向思宇当即震惊了,是不是给错了?编辑说,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太大,社长说一定要多给你开点,最后“按照千字400元给的”。
         采访难,发表难,评奖难。向思宇被毙掉过很多选题:有写四川食品安全的,有写底层“低保群体”生活的,有写职业教育的。
“现在报告文学的名声也不好,给领导歌功颂德的很多。”为了生计,向思宇也写过收费的宣传文学——简阳要推广羊肉,需要一本书推介他们的养殖业,介绍简阳的历史,向思宇写了六万字,谈好千字千元。至今也没收到稿费。
          2014年向思宇退休了,他高兴地给几个朋友发了条短信:“从今天起,本人正式与一切官话、假话、废话、套话文章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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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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