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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发表时间:2014-04-23 09:52 内容来源:搜狐网 作者:

      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萧军《延安日记》中,多达21次。这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最后通牒”
  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
  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
  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
  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
  从此,萧军的历史中,便有了一段与毛泽东交往的罕见情谊。
  对萧军敞开了心扉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从1941年7月起,至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赴东北时止,历经四年多。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延安日记》中,分别记有21次之多。这些交谈,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的那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不过,萧军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年多交往,其轨迹,是历经了大起又大落,最终平和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密切交往主要发生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期间,此后三年多,却并无往来,只是到1945年2月与11月,毛泽东才又分别与萧有了两次交谈。
  二人交往轨迹的大起与大落,都源于政治。但他们交往的收获,却并不是只有政治。
  当初,萧军进入延安一年多,毛泽东从未找过萧军。虽然,喜好诗文的毛泽东,对萧军这个颇有名气的东北作家,应该不会陌生。但是,当时毛泽东每天要思考的,重在军事与政治,而对其他方面无太多顾及。况且,延安的文化人已有了不少,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作家,也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但是,萧军于1941年7月先后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有“通牒”意味的信,可能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确患了病(“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来,每次吃饭取菜都要站起来”——萧军在日记中说),但他还是不等病愈,就在其寓所提前接见了萧军。
  萧军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面见交谈,以萧军的原意,无非是将他平日对延安有过的种种意见,向中共最高领袖作一次反映;而在毛泽东这边,起初则恐怕是重在照顾安抚党外文化人的情绪,而并无多大其他含意。所以,见面寒暄之后,谈得多的便是鲁迅与读书。
  随后,萧军谈起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谈起了他在延安一年多来的观察感想、谈起了作家在延安都难写出作品了的看法,还为一些作家所受到的冤屈而抱不平,等等。
  显然,当毛泽东发现萧军并不反对,而是全部赞成“施政纲领”时,他在思想上便对萧军敞开了心扉,谈了他的一些深层次观点:中共搞“施政纲领”,就是因一些中共党员的不良倾向而发的;共产党现行的政策,还只是一种过渡,要到将来“没了阶级、没了政党”之时,才“是真正平等的社会”;“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而到了“没了阶级、没了政党”、“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之际,“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
  毛泽东第一次见萧军,谈话就进入了随意、广泛、坦诚,也有深度的氛围。可能,毛泽东知道,要说服萧军这样的人,任何虚假浅薄的说辞都不可取。
  这次交谈,顿使萧军对毛泽东“起了好感”,他认为毛“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而毛泽东通过与萧军的交谈,更是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萧军意见中的重要信息:萧军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了。
  引发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状况的思考
  显然,与萧军的交谈,触发毛泽东对中共的文艺政策之系统思考。由此,毛泽东多次主动地与萧军交谈。谈话中,既涉及萧军本人的事情,更涉及党的文艺方针问题。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
  8月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与萧军交谈之后约半个月,他又写信给萧军,主动约萧军:“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一个政治领袖,以如此诚挚平等的口吻,向他治下的年轻的非党文化人发出邀请,确非寻常。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萧军的个人性格,坦诚地劝告:“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萧军在毛泽东的眼中,已有了一定分量。
  而萧军对毛泽东的回复,其所呈现出的萧军特立独行之个人性格,也让人无法不惊异。当夜,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萧军除了郑重感谢毛泽东的劝告、大篇检讨自己没能做到“克己为大勇”外,对于毛泽东的相邀,他却像对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答复说:“明天鲁迅先生诞辰,我要去参加开会。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当造访。”复信的同时,萧军还给毛送去了他的一篇文稿。
  试想,若换了别人,会这样对待毛泽东的相邀吗?
  8月5日,萧军没等到毛泽东接谈的通知。
  但,第二天,毛泽东就给了萧军一个回信: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可见,对萧军在2日给毛的复信中大咧咧所说“在五号左右,如有时间可来一信约我”一事,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而对约谈一事却牢记于心。
  1941年的延安画面,的确也存在着我们并不太明了,或被后来的历史所覆盖了的多元图像。
  过了四天,8月10日晚,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张纸条: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当即,萧军去了毛的住处:“我去了,他正在院中和夫人趁着月色散步,他急步亲切地与我们握了手。我先询问了他的病状,就坐在月下院中,我们交谈起来。”
  萧军与毛泽东的这第二次交谈,极为随意轻松,话题也广泛,谈萧军的文章,谈鲁迅,谈延安党员们的种种现象等。当萧军请毛泽东也能见一见艾青等几位作家时,毛当即答应了。
  萧军离开毛泽东时,已是夜十二点半。
  第二天,即8月11日晚,毛泽东果真带着两个警卫员,应约来到萧军所住的“文协”机关,又与萧军、艾青等作家畅谈。谈话也是到夜十二点半,毛才离去。
  因为是谈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显然意犹未尽。故而,他在12日一早,便又给萧军来信,约萧军等作家再去毛的寓所交谈。
  此前,毛对文艺界的情况似乎是不太清楚的。萧军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的来……就是一个证明。”
  在12日的交谈中,对萧军提出的“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的事,以及文抗的支书不应用半瓶醋”等情况,毛泽东也承认“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12日的谈话很热烈,午饭都是在毛的寓所吃的,席间还喝了酒。毛还要萧军写一张纸条,让人去将这几个作家的家属及孩子,都请了过来。中共主管宣传的凯丰与主管组织的陈云,显然,是遵毛泽东的意思,也都来了,听取萧军等人的牢骚与意见。
  萧军说,交谈中,毛泽东“一直是兴奋着。他和每个人交谈……毛认为这次谈话是一个政治会议,非常重要的”。
  从7月18日到8月12日这四次交谈中,无疑,毛泽东有了两个收获:对萧军个人的品性,有了较为真切的认知;同时,因萧军等人的意见,引发了他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状况及其走向的极大重视与思考。
  认定萧军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对于萧军的品性,毛泽东在与萧的交谈中直言:“很早我就听说你很够朋友……洛甫称道过你……”1941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尚是处于较好的同事关系,故洛甫的看法,能影响毛泽东。特别是与萧军几次交谈后,显然,毛泽东已认定萧军这个鲁迅的弟子,确是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因而,在这次交谈之后,至1942年6月的这十个月的时间里,萧军与毛泽东便有了一段相交密切的往来,他继续与毛泽东进行了15次交谈,而且大多数是二人间的面谈。在这些交往中,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也达到了一种近乎亲密而极随意的程度。
  萧军在其日记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密切交往。例如,萧军晚饭后的散步,他也能悠闲随意步入毛泽东的寓所,与毛共同饮酒畅谈古今。有时萧军一时兴起,思量要去毛的寓所走一走,他便去了,而毛泽东对萧的不期造访,也不责怪,相反,热心接待,甚至邀萧军一起打牌,一起去剧场看戏。
  1942年元旦那天下午,萧军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在这天去见毛泽东,到了毛的办公室后,发现毛“样子很疲倦,头发很长,脸色浮肿,没有光彩,他也许过于忙碌或者有病”。但是,毛泽东却仍然极耐烦地接待了萧军,并听取萧军对中共党史问题的提问,直到萧军自己发现了毛泽东“他的精神是特别倦怠”,并且,“他们的孩子病了,发烧四十多度,他显着很不安”,才主动告辞走人。至于萧军在毛泽东的住处,谈兴之际而留下吃饭喝酒的事,也有多次。更有甚者,1942年3月29日,“文协”为欢送萧军准备去绥德进行采风,举办了一场舞会。而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个舞会,并且还专门到萧军的房间内,与他作交谈,谈萧军写的一篇文章。
  萧军这段时间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看,对于文艺界中人来说,确属独一无二。
  从毛泽东的视角看,萧军既是一个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并且颇为健谈;其人的性格则还非常坦率豪爽、又“够朋友”,爱打抱不平,甚至还有些可爱又可恼的偏激;萧军固然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他不是部属,而是一个朋友。因此,与萧军的交往,既有益于增进对延安文艺界的了解与认识,也能使自己的思维与说话,获得一个很为自由、无拘无束的倾诉与交流对象。
  在1942年4月27日与萧军的交谈中,毛泽东就谈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某种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个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亲密交往的中断
  然而,这种近于亲密的交往,却为着一件事,猝然中断。
  当时,延安知识界掀起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认同者,还是内心并不赞同者,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道巨流,使王实味陷入四面楚歌的围剿之中。然而,萧军此时却站了出来,为王实味的处境伸张公道。萧军并非共产党员,他也并不了解时为共产党员的王实味,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但是,他却坚定认为,斗争王实味的方式,很不公平——怎么不让被批斗者为自己说话辩解呢?怎么用不讲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1942年6月4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应邀参加的萧军,在会上看到与会的人,在王实味作辩解时,竟然粗暴地打断王的话,并不准王再讲话,更有人高喊要打王实味。萧军见此,便单枪匹马面对那一边倒的人海,直言指责那些粗暴行为。随后,萧军又写了三千多字的公开信,作为对那次批斗会方式的意见,寄给了《解放日报》。
  萧军所做的这些,顿时招来了极左浪潮的围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要与萧军辩论。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之前二天,即6月2日晚上十点,萧军为王实味事去了毛泽东寓所,向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的不正当方式而不满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显然很懊恼,萧军日记中说:“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当晚的谈话,虽然最后因转移了话题(谈起了鲁迅、阿Q以及文学),二人之间交谈之初有些沉重紧张的空气,得以化解。但是,无疑,毛泽东由此而在心中,作出了冻结与萧军交往的决定。
  因为,一直到1945年11月,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再没有主动约萧军去交谈。
  毕竟,从政治上来考量,虽然毛泽东深知萧军是拥护共产党的,萧军的脾气性格是极坦诚也率性的,但是,萧军跳出来为王实味而鸣不平,终究有违党中央的政治方针。固然,并不用因此而整治萧军,因为他是党的客人;但是,从此与萧军这个在延安总是爱鸣不平、对党的干部常持批评态度的人保持距离,却绝对是政治格局的需要。
  也许,毛泽东当时处理与萧军的交往,就作了这些思考。
  告别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萧军也仍就对一些时局的意见、学术问题及个人活动,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还给毛泽东寄过几次书与杂志,但是,毛不再有以前那种即刻回复的情况。在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未与萧军交谈后,有一天胡乔木来萧军处转告,说毛泽东近日特忙,若萧军有什么要解决的小事,即可由胡予以解决。而若是胡不能解决的事,毛“愿挤一部时间来”与萧军“碰头”。
  萧军本人从他这一年中几次给毛写信,而未得到回复一事中,显然已感到,毛泽东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交谈了,加之,他从报上得知,这些时候毛泽东也的确很忙。因此,他也就死了心,不再期盼毛泽东来见他之事了。只是,有什么想法,他仍会给毛泽东写信,用邮寄,或直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的传达室。
  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两年后的1945年2月18日与11月9日,毛泽东与萧军还见过两次,并且,毛泽东还派汽车专门接送萧军一个人,使萧军获得了让延安街头的人们全都用惊奇眼光望着他的“荣耀”。
  但此时,礼节性的意义,已远大于实质思想的交流了。
  萧军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我们虽然全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在11月9日的日记中,萧军更明确地说了:“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这算是告别。”“和毛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在政治上,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实际上在1942年6月,就结束了。
  “北漂”
  1948年后,萧军几次被东北局扣上“反苏”、“反党”的帽子。当他在1950年要求调往北京工作,以与先行到北京的家人团聚时,东北局宣传部也不应允。此时,萧军再一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率性作风:他不要公职,也不要手续,离开东北,跑到北京,做了一个无职业的“北漂”。在“漂”了几个月后,萧军去找了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彭真则给萧军安排了一份考古所的工作,并为其安排了住房。
  对彭真的做法,东北局方面也无可奈何。
  彭真与萧军的交往之谊,就是在毛泽东与萧军交往期间建立的。而在毛泽东没有同萧军往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出面给予萧军帮助的,也是彭真。
  显然,彭真对萧军个人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影响。
  否则,为一个头上顶着“反苏”“反党”罪名,又无职无权的人,没有谁敢置东北局的决定不顾、而公然对其伸以非常援手的。
  还有一件事,也非寻常。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反苏、反共”罪名的萧军,已被中国文学界予以除名,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没有让萧军参加。显然,文坛已没了萧军的地位。
  然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又为萧军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1957年,再次为萧军出版了其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当时出版萧军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肯定不是想为萧军“正名”撑腰,相反,起初当萧军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拒绝的。但是,当后来萧军出示了一份中央文教委员会的公函——那公函上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之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冯雪峰到中宣部文艺界总管周扬,便就都一路绿灯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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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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