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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汪曾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发表时间:2014-04-15 10:01 内容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

[摘要]一个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悲哀。还好汪曾祺的一点幸运,是时间给他留下了“衰年变法”的机会,没有成为大遗憾。不同作家在革命时代的遭遇是错杂的,构成的多重话题颇值得思量。
汪曾祺作品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著,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作者:遆存磊,自由撰稿人。

         孙郁写《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虽不是项庄舞剑,意仍未离汪曾祺其人,但外延已然大大拓开,寻觅时代风云中士大夫的遗传脉络,昭然目前。汪曾祺适逢诡谲时世,个体的气质和趣味受到约束与挤压,人生的大半截在曲折颠簸中度过,却在晚年迎来意外的“松绑”,才情得以喷薄而出,而我们亦得以见到一个恬静温润的纸上世界。这种审美维度显然令时人陌生,但久违方为实质,这一股文学的脉息在地下已潜藏许久,压抑许久,却始终无法泯灭,有机会便得现世间。既然是一种文学的传统,必有根脉与“网络”,汪曾祺自然不会是孤零一人,孙郁自言,“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这是一个绵延的多事时代,没有人会活得轻松,但文化的韧性也正在这里,勿论如何艰难的时世,那些看似柔软与脆弱的传统审美及趣味,并未被压垮绝灭,而是在夹缝里曲折求生,待天晴日朗之时便破茧复萌。

         汪曾祺的创作断断续续,有他于文学的领悟与学习需要一个过程的因素,更多的是时代的变幻莫测导致。他带着《沈从文小说选》、《猎人日记》两册书,考取西南联大,是文学生涯的起始,那时的他多受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如纪德,如伍尔夫,如阿左林,学步的痕迹较重,但已显示出其特有的才华。汪曾祺的学生时期,老师沈从文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言道,“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毕业之后,他陆续写了一些,如《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复仇》、《老鲁》、《异禀》(1948年稿本)等,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进步,从模仿已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不过因辗转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求职谋生,生活不安定,汪曾祺这时的心情是灰的,写作是少的,一切仍在摸索期。很快,时代发生了大转折,他进入北京的《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与主流显然不能相合的文学趣味;未久,补划“右派”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下放到张家口,为马铃薯做“肖像画”是此时期主要的“创作”。六十年代初期稍有写作的机会,作若干小说,结集《羊舍一夕》;而命运的吊诡在于,“文革”风暴突起,汪曾祺阴差阳错地和样板戏结下了难解的瓜葛,一个与革命话语隔膜的人却写出了上佳的革命话语样本(《沙家浜》),确为时代的捉弄。待一切柳暗花明,汪曾祺已届花甲,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了。

         一个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悲哀。还好汪曾祺的一点幸运,是时间给他留下了“衰年变法”的机会,没有成为大遗憾(想想郭小川、路翎等的遭遇,令人唏嘘)。自然,实质上亦说不上变法,因为一切都是回归,汪曾祺本然的气质与文学趣味即如此,不过是自潜藏返回地面而已。文化传统是一股不绝的脉息,汪曾祺亦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有着一个“谱系”,如孙郁所言,“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所谓“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即汪曾祺与他的师长、朋友,及一脉相承的晚学后辈。应该说,孙郁的梳理及论述是有独到之处且详尽的,但未尝没有再加以补充的余地。如自文学的影响“谱系”而言,汪曾祺是沈从文当之无愧的承继者,沈从文在创作之初受着废名曲曲折折、不可小视的影响,而废名作品对汪曾祺的浸染亦显而易见。他们三位,1949年之后,都踏踏实实地留在大陆,不折不扣遭受着自精神到肉体的打击。沈从文两度试图自杀,未果,放弃小说写作,转入文物服饰研究。废名辗转去了吉林大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自己,文风大变,此时期的文章我看过一些,只感觉一阵悲哀,这还是废名么?那个写小说如唐人绝句、晦涩迷人的废名哪里去了?他的改造确是彻底的。文化的传统固然“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但许多文化人却已然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从这一点而言,汪曾祺是幸运的,他还留有劫余的时间。

        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学趣味一脉相承废名、沈从文,那他对民俗、野史杂记的兴趣就与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脱不开关系了。浦江清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老师,学问是极大的,对学生的影响不能忽视。孙郁专列一节论述之,他比较汪曾祺的《关于八仙》和浦江清的《八仙考》,认为前者很可能受启发于后者。浦江清是随笔式考据论文,周作人是学术式小品文,各有千秋,而俞平伯为苦雨斋弟子,脉息承继中亦有自己的雅致风格,汪曾祺与这些前辈学人属同路人,显然多有借鉴。而他们在革命年代的遭遇亦可一表,浦江清年纪最轻,却最早逝去(1957年),固然学界少一有学问的学者,但随后那些纷纷扰扰的动荡也就与他无关了;俞平伯或许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拿早先写的一部红楼梦论稿重新出一下,意外受两个“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攻击,竟掀起文艺界的一场大批判,是为之后二十余年运动不断的先声,如此“荣幸”,老头儿惶惑得紧,只好在惶惑中艰难度日;周作人应了自己早早说过的“寿则多辱”,夹着尾巴在新政权下度过十数年,红色风暴乍起,立时被弃之于地,以一个老人最不愿意的方式死去。

        孙郁在书中未多论及浩然,应源于其不属“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之列,不过我认为,将之引入,与汪曾祺作比,对于认识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多元性大约更有好处。汪曾祺比浩然年长十二岁,出身士绅家庭,在1949年之前已有文学实践,具成熟的文学观,较之浩然生于农村,在红色时代开始文学梦想,观念上有截然的分别;但奇异的是,“文革”期间两人都受到江青的垂青,因文学之才受到任用,汪曾祺进入样板戏团工作,浩然更是接近小集团核心,其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极一时,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称。汪曾祺后来有随笔曰《随遇而安》,阐述其人生观念,其实这一段“样板戏经历”亦是如此,事情来了就随着“走”,毕竟个体遭逢大时代,渺小不足道,抗衡不起;而写《沙家浜》那些“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虽是遵命之作,但贩些自己的“私货”进去,未尝没有创作的愉悦在。孙郁说,“逢场作戏的因素多少是有的”,这个不错。浩然的情形自是不同,他贫寒出身,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进入江青所掌控的“核心”并无权力的野心,还是为了能够写东西,所以“机会”来了并不伸手(文化部长让擅逢迎的于会泳当了去),只是以自己的作品问世并出版为满足,当然代价亦是有的,总要写点《西沙儿女》这样的东西交差。动荡过后,一切重新开始,汪曾祺迅速回归自己本然的审美,写出了《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令时人大为讶异的作品;而浩然转折艰难,陷入往日的思维很难出来,直到九十年代,还说出不为当年写《金光大道》后悔的话,舆论哗然。不同作家在革命时代的遭遇是错杂的,其异中有同或同中有异的繁复况味,构成的多重话题颇值得思量。

        在孙郁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俱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而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章能够被不断重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那我们在这里谈论汪曾祺,固然在追摹其有着暖意审美、平淡素净的文本,或许也在寻觅一种难以复返的文化传统,与弥足珍贵的人生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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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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