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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小安: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了27年护士的女诗人

发表时间:2014-03-04 10:27 内容来源:凤凰网 作者:

按:在精神病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另一个身份是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这一次,她终于把两个身份合在一起了。

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

“断奶的蛇/是一群妖娆的东西/东奔西窜无以为生/在春天有一只/秋天有一只/冬天的积雪下/还能看见蛇的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寻找下口的机会//我们也游戏得久了/很少去关照/这些之外的东西/断奶的蛇和断奶的人/都楚楚可怜/气氛十分迷人/关键是风/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共度好时光”

——小安 《断奶的蛇》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它们的名字常常成为这个城市的特殊词汇,代表疯子、好笑和怪异。在成都,这个特殊词汇是“四医院”。

        在四医院工作了27年的护士安学蓉还有另一个身份——写作了29年的诗人小安,1980年代著名的“非非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2008年,她第一次把自己的两个身份合在一起,在自己新开张的博客上写起了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精神病人的故事:“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有一条小河,有小桥,有一个花园,是真正的花园。……那一年春天,我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遍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却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

         小安的家和四医院一墙之隔。虽说只是一墙,但她也不能跳墙回家。她每天绕着长长的围墙走两次,每次10分钟。上午8点15分上班,下午5点45分下班。一分钟不能迟到,一分钟不能早退。

        有时候,她讨厌这样的刻板,会冲动几天不去上班,想干脆走掉算了。最高纪录一个月没去上班。同事们会到处找她,找到了劝她回去,说这样放弃可惜了呀,她也就回去了。有时候,小安又觉得这样的上下班节奏是好事,因为白天上了班,晚上会更想写东西,如果天天时间一大把,反而会觉得有的是时间,拖过去了。

         小安从来不是个一定想要什么的人,除了想要写作。

         高中毕业,她的考试分数够上中专。因为军校在最前面录取,她便随意去了军校。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她去了重庆的部队医院,一待7年。她从小喜欢文学,在重庆时是“悄悄的诗歌爱好者”,但这也并不稀罕,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如果一根竹竿打下来,在沙坪坝(重庆的一个区)肯定全部都会打到诗人头上。

         因为同样热爱诗歌的战友介绍,小安认识了后来的“非非第一诗人”杨黎。两人第二次见面,喝醉了的杨黎就追得小安满院子跑,把小安的军帽都跑掉了。第三次见面,两人就是男女朋友了。

        几个月后,两人结婚。小安转业到成都的“四医院”。作为学全科护理的护士,她没想过申请去普遍医院,也没意识到精神护理和其他护理会有多大不同。“那个时候是80年代呀,没动那脑子,疯狂地在搞非非诗,精力都用到那方面了。”

        8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女诗人多特立叛逆,喜欢写黑夜或性,女权主义风格明显,而小安却绕过那些主义和观念,淡淡地写自己。

        她的好朋友、诗人杨萍评价说:“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日子依旧流淌而过,生活依旧缠杂不清,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眼前闪过的事情影像,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变成了碎片,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尽管带点伤感,又可以不值一提。”

         而诗人韩东的评价是:“她不仅不谈诗,也很少参加正式的诗歌活动,什么讲演、讨论、交流、访问更是没有。倒不是小安由于清高故意拒绝这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从没有听小安宣布过这方面的个人原则,对于热衷于活动的诗人她也不加以排斥。在出世和入世的两极选择中小安从不选择,只是安坐不动。对于成功成名既无积极进取的态势,也无不屑一顾的孤傲,两张牌她都不打。”

我在精神病院没看到一个天才

“今天下午/我已经抽了三支烟了/一种古老的烟/味道不怎么好//我是一个精神科护士/背后的房间里/关着我的病人/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只是一心想打开房门/走到外面去//我面对大家而坐/我的目的是/不让一个跑掉”

——小安《今天下午》

        小安参加活动,众人对她及其笔下的精神病院提问,经常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问,这种是精神病吗?要怎么治?那种精神病有什么注意事项?然后慢慢迈向安护士坐诊的路子。安护士努力地提供专业知识回答,最后力竭表示:我只是个护士,更具体的得问医生。

        另一个方向是问,“听说左手天才、右手疯子,您认为艺术创作和精神疯癫之间有什么关系?”“帕斯卡尔说,人类必然会疯颠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您怎么看?”后一句还是小安的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封面上的话。不擅言谈的小安窘窘地笑笑回答:“对这种形式的话,我是记不住的,没文化嘛。要说天才,我在精神病院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一个天才。可能偶尔有一点闪光的东西,但要对付那个病,完全不能实施出来,很快就消磨掉了。没办法。”

         她的书被她称为小说,大多有原型,写作笔法有时平白、有时魔幻、有时夸张,干净,有童话感。男医生被漂亮女花痴病人缠上是假的。患上偷窃癖的少年和觉得自己心消失了的病人也是没有的,但这都是医学上存在的症状。有些人是诸多原型的合体,比如刚进来时反抗特别厉害的疯子,12年后成了精神病院里最模范的疯子,比如“35岁的李弯弯想在精神病院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恋爱、结婚、过日子,其他的疯子是她的朋友、同事、邻居、亲戚,外面的那个社会,她没法应对,搞得乱七八糟。”

         真实的部分还有,即使在卫生局的歌唱比赛里,报幕说出四医院的名字,指挥刚举起两只手,下面会哄堂大笑起来。出去见人,别人听到小安的单位名字,就不说话了。不过这些小安不在乎。

        她有点在乎的是,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护士怀孕6个月的肚子猛然踹一脚。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美丽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有的同事牙齿被打掉,耳朵被打聋。小安自己运气不错,只是年轻时在女病房被一对打架的女病人抓住头发不放,或者被吐口水。“因为病人是有幻觉的,觉得护士医生来对付他,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就会先下手攻击,下死力一拳头打过去,完全防不胜防。”小安说:“我们的岗位津贴,就被我们叫作挨打费。”

         还好恶性暴力伤害比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高。五百多工作人员的医院里,90%以上会干到退休。病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反反复复,基本上都成了熟人。小安给他们量体温,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放风,像教小孩子一样帮他们矫正行为,教他们梳头发、清理指甲……“虽然经常很烦,但氛围还是比较单纯干净。”小安说。她的书出来后,她有点紧张病人们看到后会不会反应过度,但大家都很正常,还有病人买了书来找小安签名。

        1998年,诗人何小竹把小安拉出精神病院,去一家综合性周刊作读书版编辑。这本应算她擅长的,但“每期一个策划,要最新的,好紧张,搞不来。编辑跟写诗太不一样了”。她还是觉得当护士更顺手,每天做完就完了,下班就下班。停薪留职大半年后,小安又回到精神病院。后来何小竹笑小安,作了大半年读书版编辑,居然一本书都没人送他们,都得自己去书店买。小安笑:“我不知道那个途径嘛!”

         她又回到精神病院,她在书里给自己的理由是:“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疯子才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待在那里,习惯性地懒惰地在那里,我不敢去其他什么时间和地方,我感觉自由自在。”

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

“我事情不多/一件小事/前面还有个疯子/我妹妹还小/我得去看看她/买衣服、买水果/几本封面插图/上班的地方/又小又好记/我坐火车/从人多的地方挤出去/疯子在中间/唱歌/我看不见她/我也不去关心她/我不是个好心的人/我妹妹不这样/她是我妹妹/她还小/我始终要去看她/一件小事/就这样/我走在街上/疯子在前面不远/有人会领她回家/给她东西吃/我去坐火车/去看我妹妹”

——小安《一件小事》

         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杨黎后来写道:“他的话,加强了我对他诗歌的不屑。……技术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这样的学问里,被放弃的恰好就是诗歌。小安没有这样的学问,她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4个字,用来评价小安和人交往的方式大概也合适。比如她只是在自己博客上写着精神病院的故事,有朋友推荐给杂志作专栏,她也就同意了。后来出版社找来,说想出书,她就交给出版社,不会过问诸多细节。出版社想要精神病人的画作为插图,她就寄去一些,可是画没通过,因为太过规规矩矩,不像想象中的精神病人画的,反而是小安的信笔涂鸦被看中了。出版社让小安再画一些,从没画过画的她就再画一些。

         最近,这本书的话剧版权被签给了导演田沁鑫。即使已经签了合同,小安也没记住导演的名字。她同样记不太清登专栏的杂志名称,记不太清出书的出版社名称。被问到你不关心这些吗?她有点儿羞涩,笑笑说:“因为相信他们就好了嘛,他们说会做得好。拿给人家就要相信人家。”

         大概在22岁的儿子杨又黎面前她才会表现出一点相处技术,比如儿子说她擅长打一个耳光,给一颗糖。“我脾气很急的,生活小事,什么衣服没穿好,慢吞吞的,都会说他。他要被我气走了,我就要说好话呀,说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小安几乎每天和儿子一起在家吃晚饭。有时候妈妈做饭,有时候儿子做饭。

          儿子对诗歌不大感兴趣。他是职业打游戏的,参加过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被称为电子竞技奥运会)中国区比赛。但他会读妈妈的诗,读完了说:“妈,你确实有时候写得好。”“写得比爸好。”

         小安和杨黎已经离婚近20年了。总有人怀念这对当年诗界的神仙眷侣,近几年还有人写诗说:“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提到这些,小安淡淡地笑:“现在我跟我儿子也挺好,也是一个家嘛。”


           聊到小安的生活态度自然而饱满,旁边小安的朋友、编剧麦田插话:“要不怎么是我们的女神?”小安哈哈笑:“这可没想过,我觉得我失败得很咧。但是后来又想,其实怎么都行。”

         已经49岁的小安,从背影看身形瘦弱如少女,从正面近距离看也感觉比实际年龄大大年轻。除了精神病人的故事,她仍在写诗,只是新诗集《等喝酒的人》已经不能像当年《种烟叶的女人》一样由出版社来出版,而是朋友们自己印制,在淘宝网出售。

          一场小安的读者会上,麦田说起他第一次读到小安的诗,那是很多年前,从北京回南京的火车上,到处是方便面、火腿肠、袜子、打呼噜的声音,还有小孩在哭。他没法睡觉,包里正好有小安的书,便去车厢连接处看。“就觉得在华北平原的一个黑夜,一列火车向南方行驶,灯光通明,里面有一片羽毛在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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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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