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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最后十年(节选)

孙维世的不白之冤

发表时间:2013-12-16 17:04 内容来源:《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作者:张佐良


 

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国宾到外地参观访问,卫生部保健局指派我随代表团同行。我已经到西花厅工作半年多了,这是第二次跟随周恩来出差到外地。

那时总理的健康状况属于基本正常。他外出时要求轻装简从,不同意派医护人员跟随。但卫生保健部门还是决定派我随周恩来去外地访问,要求我做到在各种外事活动场合注意躲避,不要让周总理发现。

于是,我时刻小心地躲着周总理。每到一处,立刻同周恩来处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自己住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好让他们能及时找到我。我成了一个十足的“地下保健医生”。

我们从北京东郊机场乘周恩来的伊尔-18型专机直飞哈尔滨。地方上党政领导按中央的精神对兄弟党与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给予了极高的礼宾规格。他们组织了从机场到市区沿途盛大热情的夹道欢迎队伍。车队所到之处,鲜花与彩旗飞舞,欢迎群众队伍蹦着跳着,锣鼓声、口号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当欢呼的人群见到周恩来时,他们便高喊着:“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欢迎!欢迎!…”人们拥向车队、靠近周总理的座车,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公安干警、民兵与纠察人员尽全力不使交通阻塞,但是车队只能减速缓行。周恩来在车内向欢呼的人群微笑、点头、挥手致意。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乘直升飞机离开哈尔滨到大庆参观访问。

5月初的大庆油田,在一片灰色旷野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钻井平台上高高地树立着井架。仍刮着北风,气温要比北京低得多,近中午时刻的气温大约相当于北京3月中旬停暖气前后的日子。

大庆油田是在“苏修”、“美帝”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闯出来的值得骄傲的石油工业基地,是中国工业的样板。我们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石油,这是争气油、胜利油,终于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在参观过程中,油田的领导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外宾介绍建设大庆的经验:整个大庆石油会战期间,领导干部同工人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干部和群众都住“干打垒”,都吃玉米面饼,同甘共苦一起创业。大庆的艰苦创业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大庆人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他们自己仍在荒凉、贫瘠的地方生活,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

周恩来除了陪外宾参观外,他还亲自召集油田干部群众开会、找人谈话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安全措施等。他走进“干打垒”亲自察看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向他们嘘寒问暖,亲口品尝玉米面饼的滋味。周恩来对工作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判断、严肃地作出结论与处理意见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大庆参观期间,我意外而又惊异地遇见了大明星金山和他的夫人、著名戏剧导演孙维世。说起来,我结识这对名人夫妇还有点儿小小的缘分。全国解放不久,中苏关系“坚如磐石”,我国实行“一边倒,全面倒向苏联”的政策。不久,我国参加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战争。那时的年轻人接触了大量优秀的苏联文艺作品,特别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小说与电影等,青年人受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熏陶,大家崇拜英雄人物。对中外小说及电影中扮演英雄人物的男女主角总是既欣赏又钦佩。

我在上医读书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影迷”,凡是新上演的影片几乎一部不拉看个遍。即便是碰到期末考试,我照样挤出时间去看电影。

那时候,政府对大学生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凡新上演的影片要先到大学校园里放映。那时我们大学还没有大礼堂,多半在大饭厅或露天操场上放电影。同学们都自己从宿舍里搬来凳子,或者是站着看,因为票价便宜,每张票只要五分钱,穷书生都可以借此过把电影瘾。

偶尔,我们也咬咬牙光顾一趟像大光明那样的头轮电影院(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还有舒适的沙发座位),票价三角五分钱。属于“二轮” 的如淮海电影院(硬椅子,无冷、暖气设备)去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片,票价为两角五分钱。

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十分关心同学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学校团委工作很出色,各类学生社团搞得相当活跃。学生会经常邀请著名电影演员如上官云珠、黄宗英、冯[吉吉]等人来学校联欢,请他(她)们朗诵诗词。

我非常崇拜赵丹和金山那样的大牌电影明星,犹如当今的“追星族”。对金山主演的《夜半歌声》、《风暴》等影片的印象尤为深刻,后一部影片中金山饰演的施洋大律师所表演出来的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确是深深的打动了观众们的心。

60年代,我在北京医院内科病房当住院医师,金山因患心脏病住院治疗。他是我经治的病人,至此,我才有机缘同这位名声大架子小的明星相识,并在日后成为好朋友。

那时候,五十岁刚出头的金山看上去仪表堂堂、举止潇洒、言谈幽默风趣,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喜欢他。

金山的夫人孙维世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她常到医院来探视金山。

说到孙维世,原先我不认识她,是金山住北京医院治病我方熟识的。对于孙维世的身世问题,我不清楚,只是在周恩来故世很久后,社会上曾流传有关周恩来和邓颖超领养某某人作“干女儿”、认某某人作“干儿子” 之说,我才听到一些。

人们以为我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一定知道一点“底细”。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不少人向我打听此事,他们怀有好奇心,多半是好意。他们“希望”周恩来和邓颖超有自己真正喜爱的干儿子或是干女儿。

有一天,我在同邓大姐闲聊时便将社会上的这些传闻告诉了她。邓颖超听后,才十分认真的跟我讲起了孙维世的经历和认她为干女儿的情形。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于20年代初在德国时,和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北阀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孙炳文遭逮捕,后来在上海龙华被杀害。

抗战初期,孙维世和她的哥哥孙泱到武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兄妹惊喜地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在兴奋激动之下对孙维世说: “维世啊,你做我们的干女儿吧。”维世眼含热泪,亲热地叫了“爸爸!妈妈!”周恩来夫妇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后来将他们兄妹送往延安学习。

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时,自马背坠地,致使右臂肘关节骨折。那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差,调光机器很蹩脚,照出来的片子看不清楚,无法明确诊断,所以,他去苏联疗伤。孙维世随他一起到苏联。到达苏联后,维世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在表演系及导演系学习。1946年学成回到延安工作。全国解放后,她与金山结为伉俪。她出任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导演。

邓颖超怀着母亲般的神情跟我说,她和恩来同志曾帮助照料过许多烈士的遗孤,所以称呼她“邓妈妈”的孩子有很多。但是,她和恩来同志正式承认为“干女儿”的只有孙维世一个。她和恩来同志唯一的这个干女儿孙维世,于“文革”一开始,江青等一伙人便将她逮捕送进了监狱,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折磨,残酷迫害致死。

30年代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到了60年代初我看见她那会儿,她依旧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丰姿绰约,衣着穿戴和言谈举止,加之她那一双大大的绝对传神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使她活脱脱像个“标准”的西洋女士。维世常常手捧鲜花进入金山的病房,两人见面时,她会旁若无人似的扑过去同金山拥抱亲热。那是60年代!与今天的社会风尚完全不一样。大多数人恐怕只是在苏联或东欧国家的电影里才见到过这种种情形,此时,医护人员多半自动退出病房。

维世的性格爽朗,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待人诚恳热情,她一来到病房气氛便活跃,欢声笑语不断。她同大家挺随和,医生护士都蛮喜欢她。她经常送“青艺”的演出门票给医护人员。我曾看过由她执导的《钦差大臣》与《叶尔绍夫兄弟》等剧,都十分精彩。北京医院有些医生护士看见她的洋派作风,虽说起先有些不习惯,但背后并没有人对她说长论短,大家都知道她是吃黄油面包长大的,表示理解。

我是在到达大庆的第二天中午,在周恩来往地院子大门口,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病人”金山和他的夫人孙维世。

我说“意外”好理解,问题是令人“惊异”!我这儿说的“惊异”二字一点也不过分。他俩简直叫我认不出来。他们那一身穿着破破烂烂的模样,还不如“老少边”地区和穷山沟里的老农民,跟叫花子也差不离。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现实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化妆演戏吧?我见他们身穿厚厚的毛衣,外面穿着既旧又脏且肥大的草绿色军装。他们的脸又黑又瘦。金山的头发有点蓬乱,长长的胡子茬,好像几天没有洗脸的样子。维世也近乎“蓬头垢面”,成了灰婆子。

这两位本是风流倜傥的“才子佳人”,如今却是一副倒霉落泊的样子。怎么会落难到如此地步?我不明白,他们是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们隐姓埋名?不对!他们即使来此体验生活,用不着打扮成这副模样,再说,现在他们是站在周恩来住地大门外,不该如此啊。

“张大夫,你好!你们是昨天到的吧?”我走到大门口时,只见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没有认出来他们是谁。当他们走到我跟前时,金山主动叫住了我如是说。

“你们是……”我用惊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因一时未认出他们,所以没有往下说。

“依哪能啦?勿认得老朋友啦?”金山用我熟悉的声音和上海话跟我打招呼。

“你们什么时候来大庆的?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来此地好些日脚了,主要是体验生活,准备搞创作。”金山答道。

“我们不要在这大门口,到那边去说话。”金山手指向大门外往右拐角处可避风挡视线的地方建议道。

“我要不要向总理报告一下,说你们在这里?”

“不要、不要,我们是来看看你的。”金山有那么点“诚惶诚恐”的样子,连忙阻拦着我这么说。

“总理怎么样,他身体还好吧?”夫妻二人几乎异口同声关切地问。

“总理就是忙,身体还可以。总理不让我跟出来,领导上让我以陪同外宾的名义跟到大庆来,这一路上我总设法躲着他,不叫他看见我。”我向他们解释道。

“邓妈妈怎么样?代我向她问好。”这是维世一个人的话。

“她就是身体弱一些,没有大病。”我简单地回答了他们的问候。心里却在想,维世平常见了邓颖超是否这样称呼她,在“妈妈”前是否要加一个“邓”字?是不是此刻环境特殊?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孙维世被 “四人帮”整死在监狱里,在金山获得“解放”后,我们见面时,我始终未敢提及关于维世遭难的事,主要是怕引起他伤感。

我们站在总理住地大门外,来往走动的人较多,再说,我亦不便单独在外边停留过久,下午要随外宾参观活动。我们只是不着边际的闲聊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不知何时,金山手里举着照相机向我提议一起照一张合影相片。他让我同维世站在一起先照了一张;然后,他请一个过路人帮我们三人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那时,我还穷,自己还没有照相机呢。拍完照片后,我们握手互祝平安,说了些保重身体之类的话,匆匆告别。

谁知道,这一别竟又过了将近十年。直到1975年底前后,周恩来正处于病危之中,我很少回家,偶尔得知金山已经回到北京,但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看望他。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故世,我待丧事活动结束以后,方打听到金山的“下落”。

我在东单“青艺”给金山暂住的旧房子里见到了他。刚刚年届65岁的金山须发长长、脸显菜色、双眼无神,走路手拄拐棍显得老态龙钟的样子,毫无“施洋大律师”的风采。

那时,金山尚未正式分配工作,闲暇时间多一些,故常到前门东大街我家来串门“神侃”一阵子。他喜欢吃我岳母做的福建“燕皮”馄饨。他大概是很长时间过着“那种”生活,不要说是“山珍海味”,恐怕是吃不上什么像样的东西。金山“解放”出来后,工资尚未补发,生活亦未必富裕。所以,他到我家来吃上一点“家乡菜”——上海口味的菜蔬就觉得是 “好吃极了”!其实,我家的生活水平不高,哪有什么“好东西”吃啊。对他来说,这或许已经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了。

就在我同金山见面较多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方把有关金山的事情告诉邓颖超,因为周总理病故不久,邓大姐仍处在悲痛之中,她需要忍痛节哀,我不忍很快将金山及维世的事告诉她。大姐得知后颇为伤感。

“四五”事件高潮那阵子,我家还住在东交民巷,我常悄悄溜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热闹。我把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都去向金山“汇报”一遍,真过瘾!

再后来,“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真叫人心大快,有人形容为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可惜的是维世已经离开了我们,她不再能同大家共享这一举世狂欢的好日子!不过,这也足可告慰于她在天之灵。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山获得彻底的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补发了工资。他的居住、工作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住进了三里河高级住宅区,其他方面的生活待遇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

这时,被无辜监禁多年,吃尽了苦头的金山,他已不为自己的冤屈事奔走忙碌了,而是多方探听爱妻维世被迫害的情形和下落。他渐渐地打探得维世惨死在狱中的许多情况,令他痛心疾首的是,不要说尸体,就是连骨灰都见不到了!这使本已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金山再度受到心灵上的沉重打击,真是雪上加霜,使他痛不欲生。其时,金山已年过花甲。

金山在获得“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全心全意地把精力扑在事业上,想以此来摆脱心灵上难以言喻的折磨与痛苦。他拼命地工作,到处跑到处看,重新了解、理解和熟悉社会及工作。他终于渐渐地恢复了一点元气,似又有了老骥伏枥、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他的头上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理事、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一大探重重的桂冠,霎时间又成了文化艺术界名流。于是乎,他家门前原先那种门可罗雀的冷清景象一扫不见。一时间,又见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这使他终日穷于应酬,忙得不亦乐乎。这么多顶乌纱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下有人说,当名人难啊!我从那时的金山身上已领教过了。

在金山重新开始工作后,他多次托我安排同邓颖超见上一面。几经周折之后,我终于找到机会请邓颖超到金山的临时住地——金鱼胡同的“和平饭店”见了面,他们作了一次长谈。

以后,我去三里河看金山时,总是见他忙碌的情形,便劝他一定要注意节劳,保重身体。但是,他已经是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他亦曾为此烦恼。

是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遇到了这样的人,碰上这样的事,你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山在这繁重的工作与心理压力之下实难支撑下去。他五十多岁时就患有冠心病,重新工作后又得了高血压病,加之休息和睡眠都不足等原因,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地走下坡路,已是危机四伏。到了1982年7月6日下午,终因超负荷的工作量使这一台“破机器”散了架,突然发作脑出血,经抢救无效而于7月7日凌晨逝世了。

金山逝世时,我正出差去上海,住在东湖招待所。早晨起床后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顿使我悲痛万分,禁不住泪珠滚滚往下落,难过得未去食堂吃早点,一个上午在房间里发呆,也没有出去办事。

我想,我是个医生,在金山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说不定能帮上点儿忙,而我却不在北京,未能帮上一把,感到非常遗憾。在我出差回京后,就有人告诉我:“金山发病当天,他家里人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我听了这样的话更加感到难过与自责。

金山在我面前称得上是老前辈,他年长我21岁,他与我可说是忘年交。我与金山的至深感情,是在他倒霉后渐渐发展起来的,个中缘由不再细表,以前我在医院里工作,同他只不过是医生与病人的一般关系。

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知识界人士遭遇的磨难实在大多。本是五十多岁当儿的金山风华正茂,精力充沛,阅历丰富,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同许许多多文化艺术大家一样遭了殃。他被揪斗、关押,遭受逼供信,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被整得家破人亡。从前,我并不知道金山同志个人的革命斗争史,他从未向我透露过自己的过去。直至金山逝世多年后,我从《北京晚报》连载金山的革命事迹中,方知他早在30年代初已是文化艺术界的活跃分子,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好干部为何要被我们自己人整呢?想不通!

过去,说资产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一旦资产阶级遭殃,知识分子便挨整。现在好了,邓小平已经帮助知识分子“翻身”,为不受欺压定下了“规矩”。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真了不起。这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希望,劳动人民同样有希望,整个国家有希望!周恩来最关心知识分子,他同知识分子问的友谊等事例多得说不完。周公若是地下有知,定可得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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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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