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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刺杀大军阀孙传芳

发表时间:2012-07-25 17:57 内容来源: 作者:

 

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为报父仇,近距离刺杀孙传芳,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家仇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并下令把外祖父的头挂在蚌埠车站示众。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母亲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

调查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是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打着出租车又去了。

 

 

为父报仇的施剑翘

行刺

下午3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手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施剑翘为父报仇传单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是个罪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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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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