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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与诗歌

发表时间:2012-04-10 13:53 内容来源:亦凡图书馆 作者:顾工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一首诗。”六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通道,狂喜地狂叫着狂奔着,他推开房门直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和心灵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那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患,六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患,还是小花猫似的忧患?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和觅食的麻雀……他不太凝视人,人似乎是种最令人生畏的动物。不管从哪里来了位远方的来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在“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潮湿墙壁上,刷了两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户的缝隙中久久凝视,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他关紧窗户,蜷缩在床头,像蜗牛,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眼睛,躲开喧嚣、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没

有人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残破旧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十二岁的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没有人的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打着那像是泥捏似的村落,连村落里的人也像是泥捏出来的,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话,穿着比泥土颜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主动接近任何人。

我被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小小的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着不透明的早晨,和我们父子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光,翻看着一本残破的《洛尔加诗选》,不知为什么这位西班牙意象派诗人的诗,竟会使这和我一起被放逐的孩子,产生这样浓烈的兴趣。儿子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

“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我读过你的诗,你有首诗题目是《黄埔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还有首叫《芦苇中的雁》,我想对首《沼泽里的鱼》”我深深感动,暗暗惊喜:“世界上已经没人再会想起我的诗;而儿子却记得,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兴诗,都用烧焦的枯枝写在灰烬上。儿子低声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是太感人,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天吃星”、“饿死鬼”……真的,由于缺少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长。有时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父子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淮河旁,咕咕哝哝、呼呼哧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太阳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激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却伸进砂砾中写诗:“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着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儿子吃过面包?似乎还没有。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就能离别渤海边的荒滩了,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旋转着许多车轮的社会。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而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几册自编自写的诗集。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服务,什么苦活、脏活、累得死去活来的活,他都争着抢着一马当先的去干。掏阴沟,爬到楼顶去刮铁锈,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各种家具,去高温的熔炉旁边拌糖浆……他这时真成了枚万能的螺丝钉,拧在什么机件上都能发光发亮。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枚螺丝钉而自豪、而得意。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中过去。突然,在十九岁生日来临的时候,他对“螺丝钉”产生了极大的问号:人是有大脑的,“螺丝钉”它有大脑吗?正好,在困惑中他所在的服务所宣告解散;正好,我们当年抄家时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发还一些,加上也能借到一些,这下,顾城觉得他的大脑应该变得更大些,要容纳下所有的书籍、语言、思想,全世界和全宇宙所有的学问。于是,他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堆之中。他把过去翻过的两大厚本《辞海》重新扫描(他知道古今中外的学问全在这“海洋”中蕴藏);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的大脑和眼睛是不是真有什么特异功能?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本。我不相信,我多次推醒在晨光中熟睡的儿子:“你真的在读?”“嗯嗯”。儿子睡意惺忪,睡眼朦胧:“全读完了。昨夜,这《悲惨世界》……”我更难相信,我随便翻开雨果写的一个章节:“你说说,‘往往寄托就是断送’这段写的是什么?”“哦,这是写珂赛特在汲水的井边,遇上了冉阿让,他就帮她……”啊!一点不错,果真一点不错,不但人名,情节,甚至对话和原句。我服了,我不能不服。我又翻开另一本考问。

儿子白天都睡眼朦胧,夜晚却精神特大。他室内的灯光几乎都是彻夜不眠的。梦幻,却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伴随着他,缠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最好的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支原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起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纸(淘气的小本子是不是钻到床下去了?)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唉,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和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名诗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涂抹到墙上去的。

儿子的诗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八十年代的初期,在全国的大大小小刊物、大大小小报纸上发表(他从来不计较报刊的大小,排版位置的高低),他竟招引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崇拜者”。有男有女,有大学生,有待业者,有工人、农民、教师、干部……我们家不太结实的门扇时时被扣响、捶响,弄得全家都一惊一乍。一开门,常常是成群结队的一大帮,忙着掏证件,掏名片,掏介绍信;当然,绝大多数什么也不掏。他们进门就争辩:“顾城,我们分好几派,有派说你写的《远和近》是爱情诗,有派却说是讽喻诗,还有派……”“顾城,你那首《弧线》可真够绕的,在我们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有人论述……”行了,行了,天天这么搅和,这么纷争,弄得顾城写不成诗了,我也写不成诗了。不过真奇怪,我的诗从来没有引起这么多年轻的挑战者和好事者;我的诗总在全国各个报刊的舒适的位置上舒适地安憩。

引起舌战、笔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评论家;有些盖着海外邮戳的信件,大都通过作家协会,竟也有时飘落到我家。看得我和顾城都瞠目结舌。我们父子俩都不懂外文,能看懂的只有海外的书刊偶尔刊出的我们父子的照片。真见鬼,我和儿子的照片从不轻易给人,人家是怎样弄到的?又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气概非凡,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张嘴,一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

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但顾城却一次又一次婉言推托了。他倒不完全是由于舍不得离别哺育他养他的这方热土,他的姐姐、爸爸、妈妈;或许更主要的是他这时已有了一位东方的维纳斯。他觉得她太美了。这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凝成的天使。他不能离开她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不能,不能,决不能……

几年后,他和这和诗一样纯情纯美的女孩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又接到从德国发来的邀请,邀请他去参加在明斯特市举行的“国际诗歌节”。顾城这时沉浸在空前未有的幸福中、甜美中,他欣然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必须和他新婚的妻子谢烨同行。这次出席“国际诗歌节”的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没有带夫人的,可是顾城却破例地被恩准了,他忙于办手续,买机票,等到飞机穿越日落和日出到达法兰克福时,“国际诗歌节”已快举行闭幕式了。顾城和刚刚走进世界的谢烨在晕眩中,被引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宣布:闭幕式推迟举行,现在请中国诗人顾城发表演说。顾城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云,但仍面不改色地滔滔不绝地连说了两个小时。谢烨被邀请朗诵,她也就面对着几十个国家的诗人代表,大声朗诵起她最喜爱的心爱的诗。“德国汉学会”主席、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库彬为顾城的诗歌作了专题报告,明斯特大学邓黑达博士称他们俩是东方的明珠。

真没想到,世界各国的代表竟纷纷上前邀请他们俩到自己的国家去,并相互协商为他俩排列好了时间表:先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再去丹麦、芬兰、瑞典、法国、英国……并给他俩购买了一张在西欧的通用年票。顾城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叫她姐姐给他念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便如痴如醉的说:“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每个国家去讲学。”现在,他真的如愿以偿了,听他讲学的不仅仅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而都是些西方的名牌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波恩大学……顾城宣讲的当然不只是孔子,更主要的是老子、庄子、韩非子、屈原、李白……他尊崇远古,神往古老的文明。他特别鄙弃、特别憎恶的是西方最现代化的花花世界。那些红灯区、夜总会、霓虹闪烁的地方,顾城都远远回避。他寄回家的一些照片,都是讲学的课堂、森林公园、马克思墓……还有在波恩的海的月光下,和那位瑞典老人的泛舟。他们在粼粼的波光中捕鱼捉虾。这镜头总使我想起我和顾城最迷恋的小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顾城和谢烨转了半个欧洲,在回国的途中路过香港,又被香港挽留,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与会的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代表们都是西装革履,唯有顾城一人穿着浅灰色的“毛服”——他出国时买了四套同样同色的“毛服”,海外仍称中山装。在世界各地转来转去,这衣服的样式、颜色永远不变。有位香港诗人竟专门为顾城题诗一首:“六十套西装之中/唯一的中山装/但你的诗/却穿的是童装。”

回国后,顾城又接到美国的邀请,去纽约的艺术博物馆大厅参加诗歌朗诵会;朗诵会举行了三天,盛况空前。驻美国的《文汇报》记者作了这样的报道:“中美当代诗歌朗诵会别开生面,开创了中美诗坛交流的先河……尤其令美国听众颠倒的,是中国诗人顾城的朗诵表演及其诗作……”

飞离美国,顾城对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产生垒浓烈的兴趣。他和谢烨乘着渡轮渡到那里。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像陶渊明发现了桃花源。他俩在荒凉的海滩上,找到了一所暂时可以隐居的小屋。他和这里的土著毛利人结邻。他想考察他们的饮食起居、生活习俗、历史渊源……顾城崇尚远古,崇尚梦幻。他来信说: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梦——在渤海湾、在淮河畔、在泥巴捏的村落里,做的许多许多梦,现在再次呈现;不过,要比当年的梦更美妙、更绮丽……

顾城从诞生到如今,一直在寻觅那远古的梦境。他多次对我说:“爸爸,我最神往的地方,就是你年轻时去过的西藏。我认为没有一个梦境,是睡在现代化的摩天楼里,它总是隐藏在云深雾浓处,冰山雪岭中。越高的地方越接近天国。”是的,我想是的,总有一天我会和我儿子同去攀登那最瑰丽的世界屋脊的……

(作者为顾城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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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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