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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揭开真相(上)

发表时间:2012-03-20 10:12 内容来源:原创投稿 作者: 殷魟权

执着的张桂芳老人用38年的时间,查清了耿殿君和他弟弟的真实身份,足迹遍及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六个省市。为了证实耿殿君的真实身份,她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终于拿到了耿殿君和他弟弟的革命烈士证。当年活动在“三肇”地区的耿殿君,终于拂去了岁月的尘埃,露出了抗日英雄的本色。

 前   言

很早就想为张桂芳写点东西,但由于许多问题存在悬疑,需要进一步考证,所以,一时没有动笔写。因为写张桂芳的求证经历和一些感人的故事并不难,难在其中涉及的抗联历史事件、时间,以及人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于时间久远,很多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无法核实,只能靠可怜的抗联历史记载和当事人的证言来判断,由于时间太久,就是当事人的叙述也存在差错,而且,几乎所有的当事人,现在都已故去,很多事件无法重新核实。写报告文学需要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事实依据,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无法落笔。从2004年至2010年的六年时间里,我尽一切可能搜集整理关于耿殿君和三肇抗战的历史资料,直到2011年初,才开始动手写。

张桂芳在证明他父亲身份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仅写她个人证明她亲生身份的过程,不免有些单调乏味,对一些问题无法展开来写,最适合的体裁就是报告文学,但,由于报告文学的体裁比较敏感,不免有些犹豫。最终,我还是决定写报告文学。

历史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篡改,不能歪曲,更不能戏说。掩盖的历史终究有一天会恢复他的本来面目,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一)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虽然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的事实,但却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说清或证实,使有些历史事实变得越来越模糊,让人难辨真伪。在现实社会中,历史也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孔老夫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千年后,还会有人把他揪出来批判一番。在秦时造反的陈胜、吴广也一定想不到,几千年后还会有人把他拿出来当英雄,这是历史的悲哀。       

历史本来是让后人记住那些曾经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或一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让人敬仰或从中吸取教训。当然,历史中也有一些让人唾骂的人。历史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实施,一些无法说清的历史,是留给后人的莫大遗憾,一些是非颠倒的历史,则是贻害无穷。

有些历史混淆不清,就拿殷商的最后一个君王纣王来说吧,从经过考证的真实历史证明,他本来是一个有功的,受人尊敬的君王。早在春秋时,就有不少君臣将相、帝王伟人、专家学者们不断为受辛(纣王)鸣冤不平。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说:“纣(受)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之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篇》)。

在唐朝,帝辛受德(纣王)因传播中原 文 化,弘扬 华 夏 文 明,发展商代经济,开拓东南疆 土,统 一 中国的 功 绩 而 广 受 颂 扬。为了纪念帝辛,唐朝人在鹿台附近的金牛岭建造殿宇四座,史称鹿台寺,供人们朝拜进香。

在殷商时期,东夷是比较强大的部落,经常入侵殷商之地,搔扰掳掠庶民百姓,自武丁至帝乙虽然多次讨伐,都没能彻底制服。帝辛受德则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命天下各路诸侯选派武功高强的勇士到黎地(今山东省郓城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向东夷展示其攻防实力,致使东夷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曾一度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扩展疆土,统一天下,受辛亲自率兵征东夷、伐八方,使疆土面积不断扩大,并将中原文化传至江淮、浙赣、川陕、山西、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内蒙等中国广大地区。淇县的民谚说:“帝辛受德的江山,铁桶一般。”毛泽东评价受德时说:“帝辛那个时候很有名望,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帝辛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见《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第1157页)。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说:“帝辛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南(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帝辛受德(纣王)自 失 国 以后,周的当权者和一些为讨好周武王上奏章诽谤帝辛的人,将帝辛受德改称商纣王,周武王为了给自己推翻殷商王朝找借口,在其后来编撰的历史中把帝辛受德(纣王)描写成一个暴君,在此后的几千年中,罪名不断加大,不断恶语中伤,越描越黑。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词,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发展到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帝辛,已经成为史学界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绪论中说:“从商人当时散布的地域研究,她或者比当时散处在黄河上游各民族还有先来到中原的可能。”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原地区是各族人民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是各族密切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百家姓中61个主要姓氏是从商代起在朝歌地区产生的,这说明中原地区的人多是从古老的殷商人群中繁衍下来的。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先祖洗去不白之冤。

在新近出版的多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纣王”一词的注释很是滑稽,“纣王:商朝末代君主,传说是个暴君”。传说应理解为神话传说或民间传说,按“词典”中的注释应该是神话传说,这就让人费解了,难道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历史人物的注释可以采用神话传说吗?那么,商朝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
历史不能被随意涂鸦,总有一天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历史更是一面镜子,可以让后人看清自己。

了解“三肇”抗战历史的人寥寥无几,有些竟然是黑白颠倒,比如号称“三省”的耿殿君和号称“五省”的耿殿臣,在建国后的一些记载中就是土匪绺子,鉴于某些原因,他们确实干过一些土匪绺子干的事。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确是抗联。耿殿君确实是抗联六军先遣队的正团级队长,这是真实的历史,但却无几人知晓。因为,派他们来“三肇”的人夏云杰在抗战期间就牺牲了,李兆麟也被敌人杀害了,冯仲云早在1968年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如果没有张桂芳这样一位执着的老人用38年的时间,查清了耿殿君和他弟弟的真实身份,天下谁人晓得?
再模糊的历史,我们也要把它搞清楚,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原来,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

(二)张桂芳一位执着的老人

在黑龙江省肇东市万有村,有一个僻静的小屯,叫后六撮房屯。村民们过着平静的日子,忙着各自的生计,看不出与别的村屯有什么异样。万有村的村委会就设在后六撮房屯。这个村是原先进乡政府所在地,2001年先进乡撤销,原先进乡并入肇东镇。

2002年,在后六撮房屯发生了一件很新奇的事,一位来自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在屯子中间,个人出资建了一个“革命烈士纪念馆”。

2003年冬,我听一位朋友向我讲起来这件事,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去后六撮房屯采访,在村里人的指点下,我很顺利的找到了这个纪念馆,因为在后六撮房屯的中间,有一个独特的院落,说它独特是因为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高耸的旗杆和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以及房门边挂着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牌匾。在这个偏僻的屯子里格外显眼。每一个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的人都觉得很好奇,因为在人们的常理中,建纪念馆都是政府投资,而且都是建在城镇里,还没听说有人把纪念馆建在屯子里的。当我见到建馆人张桂芳,了解事情的经过后,你会为这个建纪念馆的人感到惊奇,继而感慨不已。因为她所做的这一切,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我为她的行为所感动,之后,我又去了一趟万有村的后六撮房屯,做了详细采访和拍摄,为她做了一部电视专题片。专题片在肇东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看到节目后,专程到后六撮房去看个究竟,同时,也引起了肇东市有关方面的重视。后来,我依据张桂芳老人用38年搜集的证明材料,又写了一个长篇通讯,发表在2004年5月9日的《新晚报》上。

张桂芳用38年的漫长时间,终于查清了耿殿君和耿殿臣的真实身份,拿到了耿殿君和耿殿臣的革命烈士证书。当年活动在“三肇”地区的耿殿君、耿殿臣兄弟,终于拂去了历史蒙在他们身上的尘埃,露出了抗日英雄的本色。

在张桂芳38年的查实求证期间,她的足迹遍及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六个省市。为了证实耿殿君的真实身份,她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

2004年时的张桂芳已经65岁,岁月苍老了她的容颜,38年求证的经历,以及耿殿君、耿殿臣兄弟在抗战岁月中,一段沧桑的英雄史,是她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在这个只有64平米的纪念馆里展出的主要是耿殿君、耿殿臣烈士的抗战历史、烈士画像,以及李兆麟、夏云杰、冯仲云等北满抗联领导人的照片和相关的图片资料。

建纪念馆的老人住在院中一幢低矮的房舍中,老人很执着,名叫张桂芳。说老人执著,是因为只要她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直到有了结果。老人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原本是辽宁师范大学的体育老师。中等身材的她,由于年龄的关系稍有些胖,“国”字形的脸庞显得稍有些臃肿。老人为人忠厚随和,很有修养。做事稳重,说话语速和缓沉稳。时年63岁的张桂芳,已经从学校提前退休,在后六撮房屯虽然是外乡人,但却与屯邻们相处得很融洽。从2002年开始,把所有的精力又都放在了自己开办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上。把自己用三十八年时间搜集整理的资料和烈士遗物全部公开展出。

由于在肇东办纪念馆期间,张桂芳得了中风,嘴角有点歪斜,而且,此前,她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虽然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但老人仍然坚持着要把纪念馆办下去,她要用办纪念馆的方式让人们了解“三肇地区”的抗战历史,她要让人们知道,当年活动在“三肇地区”的“三省”、“五省”不是胡子,耿殿君、耿殿臣兄弟是人们值得敬仰的抗日英雄。

(三)生父在她心里是一个迷

张桂芳1939年出生在肇源县(当时叫郭尔罗斯后旗)和平乡的白家坟村,她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在她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被日本关东军杀害了。为了生活和躲开日军的追杀,1941年后,她的母亲领着张桂芳和姐姐从老家肇源白家坟村,来到了肇源县城。迫于生活和抚养孩子,母亲焦淑清改嫁到了张家。养父是山东人,同样是逃荒来到了东北。养父起初以挑挑,走街串巷卖些笤帚、水舀子、灯罩一些小家什养家为生。由于本小利薄,卖不了多少钱,还要样一大家子人,所以,生活难以为继。

其实,在张桂芳两岁前,见过亲生父亲,然而,那时她还不记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面容早已经被岁月彻底冲刷掉。懂事后,在她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亲生父亲和继父的概念。

一天,张桂芳母亲对她说的一段话,使她一下子懵了,从那一天起,她才知道自己虽然姓张,但并不是张家的。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12岁的张桂芳正在上小学,母亲在炕上拿出针线包,准备做针线活。活泼好动的张桂芳见母亲要做针线活,就窜到炕上,生性好玩的张桂芳,想找块花布做个布口袋踢。母亲在找碎布时,无意中找到一个小本子,里面夹着一双纸鞋样,鞋样很大。张桂芳问母亲,鞋样是谁的,母亲当时没有回答,只是用手不停地摩挲那双鞋样,稍后,用低低的声音说,是你爸的。张桂芳听后很惊呀,还没来得及再问,母亲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稍后,她母亲告诉她说,她本不姓张,应该姓耿。从母亲口中得知,她的生父叫耿殿君。从她母亲的讲述中,张桂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祖籍在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随家人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肇东县后六撮房屯。“九·一八”事变后,耿殿君加入了抗联的队伍,还当上了抗联部队的团长。

从此,耿殿君的名字便印在了张桂芳的记忆中。

一副鞋样,让张桂芳产生了许多联想。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此成为她心中一直在试图揭开的谜。              

此前,儿时的张桂芳隐约也听人说,她不姓张。还不懂事的她并没有在意。那天,母亲的话,让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自己的亲生父亲会是一个什么样得人。虽然张桂芳当时只有12岁,但母亲说的话,她却始终铭记在心。

关于耿殿君在抗联部队中的一些事,当时作为妻子的焦淑清知道的并不多。焦淑清告诉女儿张桂芳,她爸在世时常说,让咱们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能在书本上读到她老子抗日的故事。这句话既是耿殿君对自己参加抗联抗日的精神寄托,又是对孩子的嘱托,张桂芳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时常在一起谈论家世。当张桂芳谈论到自己的家世时,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还说她的亲爸爸是“土匪”“胡子”。张桂芳不相信,委屈的哭着回家问母亲:“我爸爸是土匪吗?”母亲哭着说:“你爸爸他不是土匪,是专打鬼子的好人,是抗联。”

她记得有一年收拾房屋时,她发现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些叠着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她看不懂的字句,张桂芳以为是没有用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后来,她母亲问她看没看到一个盒子里面装的纸片,她若无其事的说,被她扔掉了,他母亲听到后,大怒,十分生气。张桂芳疑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他母亲说,那是当年抗联部队治病的药方子,治病非常管用。为此,张桂芳一直很后悔。

从此,张桂芳便开始留意有关东北抗联的故事。

然而,张桂芳的读书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主要是来自养父的阻拦。可能是生活拮据,养父多次劝她辍学。直到现在,张桂芳每当回忆起上学时的情景,内心都充满了伤感,养父非常不喜欢我们姐俩上学读书。常说,姑娘大了总是要嫁到别人家,但她母亲却坚决支持女儿上学念书。为此,她母亲经常与养父激烈地争吵,甚至厮打。最终,养父只好妥协。

除了上学外,每天张桂芳还有干不完的活,每天上学前要压出一袋子切面,送到饭店去,同时,还要经管要账。尽管如此,张桂芳还是顽强地把书念了下来,因为她始终牢记着父亲的话“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在书本上就可以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了”。 张桂芳读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

人们常说,寒门出贵子。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家境贫寒,所以才会立志刻苦学习将来成才,学有所成,就一定会学有所用。寄以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和生活。所以,寒门出贵子是本世纪前,人们的佳话美谈。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个佳话美谈,却被无情的现实化为泡影。如今,知识人才短缺,已经成为过去。在就业难的背景下,找个好工作拼的是爹,而不是你是否有才,你再有才,也比不上人家爹的权高势大和有钱能使鬼推磨。寒门再难处贵子。

(四)查证生父的真实身份

在张桂芳16岁那年,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照片。

那年,她第一次去老舅家。老舅妈指着墙上镜框里的一张小照片告诉她,这就是你爸。张桂芳看了看,她记得照片里的父亲长脸型,大眼睛,尖下颏。张桂芳把照片从镜框里拿出来。这是她父亲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她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告诉了母亲,没想到,她还没来得及再好好看一看父亲的照片,就叫她母亲把照片给毁了,张桂芳很伤心,但她知道,母亲是因为怕因此而给自己惹来麻烦。

那年,张桂芳又平生第一次去了离肇源县城近三十里地的秧歌村姥姥家,她的三舅和姥姥住在一起。村里人几乎都认识她父亲,都说她长得像父亲。她三舅妈对她说,人家跟你爸一起打日本人死了,都定为烈士,你爸也是打日本人死的,为啥你爸没定为烈士?听到这些,张桂芳心里很难受,父亲为打日本人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没定为烈士?听母亲说过,父亲当年是抗联部队的团长,为什么没有一个说法。那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给父亲讨个说法,给父亲正名。

回家后,张桂芳第一次去照相馆照了张相,她想把自己那时的照片留下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记住父亲长什么样了。从此以后,她经常拿出自己十六岁时的照片,一个人默默地端详着,想象着亲生父亲的形象。

张桂芳想在自己能接触的范围内了解一下父亲的情况,她想证明父亲的真实身份,她要证明父亲是抗日英雄,而不是土匪。

张桂芳首先是从肇源县城周边寻找一些与她父亲一起打过日本鬼子的人。

张桂芳的三舅母早年跟她家都住在肇源白家坟村。张桂芳从三舅母那里得知,在肇源县大啦嘎村有个外号叫王二瘪犊子的人,他的亲属有好多跟她爸打过鬼子,耿家的情况他知道得最多。当时年仅16岁的张桂芳便独自去了那个村,这是她为证明父亲身世找的第一个人。

王二瘪犊子当时五十多岁。家在村子的紧东头。他侄子王录当年和耿殿君关系非常密切,据说,好像是耿殿君的通讯员。王二瘪犊子说,当年,他经常去耿殿君那里,知道耿殿君的事。说耿殿君打仗很勇敢,其它的就不知道了。张桂芳问他侄子的下落,他说,头年死了。张桂芳的心一下子凉了。

张桂芳回去一想,他当年常去耿殿君那儿,父亲的事他一定知道,由于要初中毕业考试,张桂芳只好把这件事先放下。

1957年,身体强壮又爱好体育的张桂芳考取了哈尔滨体育学校。第二年冬天放寒假,利用假期,张桂芳又去找王二瘪犊子,一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历史的真相已经被岁月尘封,但是张桂芳坚信,在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人知道父亲的身世,知道他父亲的真实身份和真相,她要去求证,去破解。

然而仅凭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还不能认定父亲的真实身份,张桂芳每年利用寒暑假回到肇源的家,从她的出生地开始查访。不论刮风下雨,张桂芳的查访风雨无阻。乡村道路的泥泞,路途的艰辛,张桂芳都能忍受,最让张桂芳忍受不了的是,一些当年曾与父亲一起战斗或接触过的老人,还没等告诉她真相就相继过世。这让张桂芳很着急,也促使她加快了查访的速度。

但由于学业不能耽误,张桂芳查访只能在放假期间。也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业。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张桂芳大专毕业之后,又攻读了本科。

在哈尔滨上学期间,张桂芳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查到了一份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上面有耿殿君的名字。回忆录里记载,耿殿君是当年抗联的团长。张桂芳心里十分激动,连夜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肇源的母亲。

利用在大学学习的空闲,张桂芳查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各种史志、档案浩如烟海,查来查去,最后所获的往往却是只言片语。在耿殿君当年开展抗日活动的地区,有的县志中居然还把耿殿君的“三省”称为“土匪”。十几年的查寻,张桂芳所获甚微。

之后,张桂芳的三舅妈又让她去找赵景海的儿子。说赵景海当年和他父亲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后来,赵景海牺牲了,是革命烈士。张桂芳到大啦嘎子村找到了赵家,见到了赵景海的儿子赵兴奎,当时二十多岁的赵兴奎已经成家,张桂芳和赵兴奎谈了很长时间,赵兴奎告诉张桂芳他父亲的代号是“四省”,也是抗联派到“三肇”地区的先遣队队员,和耿殿君一起来“三肇”地区的。张桂芳的爸是头,他爸后来当了抗联十二支队的侦察中队长。他还告诉张桂芳,耿殿君常上大啦嘎子来找他爸,他们借着打麻将研究事,具体啥事,他也不知道。在张桂芳的要求下,赵兴奎给张桂芳出了证。

赵兴奎在证明材料中写道:

我记得在康德七年时,我们家住在大拉嘎,耿升家住在白家坟北坡陆平屯时,他二人在一起串联些事,有时我爸到耿升家,有时耿升到我家,他二人关系很好,但(他)们研究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父亲名教(叫)赵景海(别名赵二荒子)是东北抗联十二支队二中队中队长。

特此证明

证明人:赵兴奎

1991年8月23日
 

赵兴奎同志系我单位退休工人,所证实材料可靠。

肇源县工业局关停办(盖章:肇源县工业局关停企业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此后,张桂芳利用在体育学院读书的寒暑假,在肇源到处寻找知道她父亲的人,线索几乎都找遍了,才发现那些知情者,不是死了,就是病了,再不就是不会说话了。

但张桂芳并不死心,她那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迫使她继续寻找下去。

1965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她就去了白家坟村。这是她的出生地。

白家坟在一大块高岗子上,村下面是沼泽地。她家当年在村子的什么位置,张桂芳已经不记得了。张桂芳听她三舅妈说,当年白家坟只有六户人家,1941年她父亲被捕后,大都逃离了那里,只剩下老周家和老鲍家。

那年,是张桂芳长大后第一次去白家坟,她找到了老鲍家的后代鲍贵。当年,为了抗日,耿殿君认鲍贵的爷爷为干爹,她爸和鲍贵他爸自然就是兄弟了。张桂芳听她三舅妈说,她爸和鲍贵他爸的关系特别好。张桂芳问鲍贵,她家当年住在什么地方,自然环境怎么样。鲍贵告诉她,她家过去的住址已改作小学。鲍贵带着张桂芳去看她家原来的住址,鲍贵的女婿是这所学校的小学老师,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学校。在学校,张桂芳看到了她家原来的房子,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共七间。当年先遣队要用马匹,所以还有马圈。看到自己老家的住址,张桂芳仿佛看到了父亲当年在这里生活战斗的身影。

在张桂芳的要求下,鲍贵出了一份证言材料:

1941年公历4、5月光景,耿殿军(君)于召(肇)源县和平乡(白家屯)刘希海院内被日本鬼子讨伐队抓走。

当时我也在这个屯住,亲身经历了这个事。特此证明。

说明:听说死在哈尔滨日本人监狱里,尸首未见。

证明人:暴贵

1995年10月20日

工农村(盖章:肇源县和平乡工农村民委员会)

95.10.21

1965年,张桂芳被分配到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担任体育老师。不久,她在大连结婚成了家。成家后,张桂芳也并没有停止寻找证人,证明自己父亲的身份。
1976年,张桂芳的母亲焦淑清病重,张桂芳从大连回到母亲身边,父亲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焦淑清在弥留之际,嘱咐张桂芳,一定要把父亲的身份搞清楚。

其实,张桂芳在证实自己父亲的同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身世。这对她来说,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痛苦的。虽然她说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后人知道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如果在追查父亲身世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世,或者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世。对她来说,结果又是什么?精神上的痛苦,可能比求证过程中的痛苦更痛苦。这一点张桂芳可能知道,也可能最初没有想到。 

(五)

1985年夏天,张桂芳在查阅东北抗联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了当年活动在“三肇”地区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高吉良的线索,但不知道人还在不在,住在那。

一天,张桂芳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抗联烈士英名录》中找到了耿殿君的名字。其中记载,耿殿君,代号“三省”,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2团团长。从简短的介绍中,能得到的信息很有限,而且据资料中记载,耿殿君在1938年前后抗联部队西征中就牺牲了。正式的记载与母亲所说的不一样,这让张桂芳感到很疑惑。

1983年,张桂芳一次偶然间看到了一篇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均撰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抗联第六军12团团长耿殿君。张桂芳喜出望外,来到黑龙江省军区见到了王均。

王均告诉张桂芳,耿殿君任12团团长时,他是团政治部主任。1939年前后,他们在黑龙江北部与日军打过一仗,非常激烈,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他没有见到耿殿君,一直以为他牺牲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记载应该也是以此为依据。

同时,王均还告诉张桂芳,耿殿君曾长期在“三肇”地区活动,有一个还健在的人应该对他更了解,这个人就是当年在“三肇”地区开展活动的地下党“龙江工委”副书记高吉良。

1985年的冬天,几经辗转,张桂芳终于在黑龙江省佳木斯打听到了高吉良家的住处。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天出奇的寒冷。正是腊月,张桂芳只身一人顶风冒雪找到了高吉良的家。

见到高吉良,张桂芳自报是耿殿君的女儿,并把自己收集到的耿殿君的情况全部讲述给了高吉良。老人一直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的雪花,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就这样,直到天完全黑下来,老人还是什么也不说。

高吉良的沉默,让张桂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只得起身告辞。临走时,张桂芳说她父亲曾跟她妈说,让咱们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能在书本上读到她老子抗日的故事。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年轻人找到了张桂芳住的招待所。那个年轻人是高吉良的侄子,进屋便说,他大爷说您是他老战友的闺女,咱回家去住吧!

原来,高吉良老人之所以不说,是担心张桂芳自认烈士子女有所图,又是头次见面,不敢贸然相认,让老人改变想法的,就是张桂芳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因为这句话唤起了他的记忆,耿殿君也同样和他说过这句话,“让咱们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能在书本上读到她老子的故事”。

当年的抗联干部和战士大多没有什么文化,耿殿君等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就以书上写的人物为崇拜。这句话就常常挂在他的嘴边。

这一次,在高吉良家,老人不在沉默,讲起了关于他和耿殿君的事,一直讲了三天半。

从高吉良的讲述中,张桂芳听到了许许多多与父亲有关的抗日故事,她不仅做了笔录,还录了音。

同时,高吉良老人为张桂芳出了多分证明材料。

高吉良的证明材料(一):

耿殿君(三省、三省队、耿升等代号)他很早就来到汤原参加抗联红军,受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的直接领导,我任第三军、第六军联合交通办事处的主任。夏云杰军长不是我的舅舅,我也在抗联第六军、第三军工作过,所以我了解耿殿君。他任军部留守团的团长,都叫他耿团长,长期以来留任团长职务。后来他参加了抗联部队向西远征到西荒(西荒叫过郭尔罗斯后旗,肇源)夏云杰是耿殿君的入党介绍人。耿殿君他是向西远征先遣队的负责人,因为他对这里的路线和地理很熟悉,所以冯仲云和张寿篯派他和另一位同志一块负责先遣队去西荒远征的。研究时我在场,亲自听冯仲云、张寿篯二位领导研究叫他去,最后决定,让耿殿君去先了解情况。返回后,大部队才开始西征的。耿殿君的真正身份一直未暴露过,在三肇他亲自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肇州也进行过宣传抗日等。以上情况我都清楚。特此证明。

证明人:北满临时省委三肇地区地下党工作组副书记 高吉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

高吉良同志是我县红军时期抗联老战士,享受抗联老战士待遇。

汤原县民政局(盖章:汤原县民政局)

95.5.22

高吉良的证明材料(二) (此证明材料与张桂芳的谈话录音一致):

我叫高吉良,今年82岁,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生,原籍山东省沂水县三十里乡小官庄村人,于一九二六年八月迁移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村种地为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太平川村参加抗日救国会少年先锋队,(我是)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一九三二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末建立汤原县共青团县委领导班子,我担任县委宣传部长,领导松花江两岸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当时我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活动,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兼军政治部主任,我任三、六军联合交通办事处主任,夏云杰军长是我的亲舅舅,他是耿殿君的入党介绍人,耿殿君参加抗联六军比较早,一九三七年七月,主力部队开始西征,为了开辟新的游击战区,破坏敌人的层层封锁,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耿殿君和兰志渊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份作为先遣队去西荒(当时,西荒就是郭尔罗斯后旗,也就是现在的肇源县)共计三批西征部队,也就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前后,就在三八年时,耿殿君团长被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活动。我于三九年十一月份被冯仲云(北满临时省委)派到三肇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叫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是徐泽民把我和张文联带到三肇的(当时称为哈西地区)。冯仲云提出去哈西地区,当时徐泽民提议到哈西就去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到了三肇就有了可靠地群众关系,冯仲云当时表态同意我和张文联、徐泽民三个人一起去三肇地区活动,以三肇为中心,徐泽民就领我们二人就到了肇州托古乡李道德的家,他们家有二十多口人,院内有两家种地户,其中有张白氏三间正草房,一儿一女(宝霞),还有李明树,与我是磕头兄弟,他是抗日救国会的分会长,有两间正草房,后来我们选定了张白氏家住下了。三个人就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这次地下工作组会议研究的内容有:

一、研究了三个人的分工领导

(1)、张文联担任北满抗日救国总会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书记。

(2)、我(高吉良)担任北满抗日救国总会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副书记,张文联牺牲后,我任书记。

(3)、徐泽民担任北满抗日救国总会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的宣传委员。

二、研究领导分工的活动地点

(1)、张文联基本是分在肇东活动。

(2)、我(高吉良)基本上是分在肇州活动。

(3)、徐泽民分在肇源活动,并兼任三肇的军政工作。

我们三个人都住在张白氏家,我在县里活动时,有时住在鸿记洋铁铺刘鸿掌柜家在肇州南北道十字街南边道北。有时也住在肇州南壕沟城边的赵永才家,他家有爷爷、父母亲,一个弟弟,一个小孩,专养长毛兔为生。

三、研究刻公章的问题

决定以北满抗日救国总会和杏山堡村抗日救国分会(刻两个章),叫李洪作(肇州城内人)给刻这两个公章,因为他也是抗日救国会的成员。

首先联系房东、亲属、磕头妹妹、干弟弟、干兄弟、认干妈、认干姥等形式来开展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三六年的一天,赵尚志和夏云杰说;成立三、六军办事处需要一个主任,夏云杰军长说:叫谁去呢?赵尚志说:叫高吉良去当主任,然后夏云杰军长就通知我去,我就到了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的北满省委临时办公地点,正巧碰上张寿篯和冯仲云他二人在一起研究要去西征,我只好等待他们研究完了再说我的事,冯仲云讲西征的目的是要把敌人引开,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少受损失,去开辟新的游击战区,冲破敌人的封锁,西征的地点和路线谁能熟悉了解呢?张寿篯说:西征的路线和地点耿殿君比较熟悉,熟悉一个人也不行,冯仲云说:叫兰志渊去(历任过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先遣队老负责人是耿殿君,其次是兰志渊。

我(高吉良)是三七年阳历六月份去西征的,先到铁力县、桃山等地。三九年十一月我从西征部队调回北满省委重新分配我去肇源、肇州、肇东做抗日救国会的地下工作,我任抗日救国总会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副书记,肇州县中心县委副书记。

我到了三肇地区工作后,于一九四零年初,1—2月份到肇州城内李洪作家看看两个公章刻完了没有,李洪作就和我谈起在肇州城西讲抗日宣传几个人(4、5个)当中有一个叫耿殿君的,这几个人我比较熟悉,他(们)是抗联六军派到三肇的,进行抗日活动,是红军,(耿殿君历任六军团长)还是先遣队的负责人(西征到西荒肇源),他的真正身份没有暴漏过。

张文联去肇东进行工作,从肇东返回肇州的途中叫日本讨伐队抓住,张文联见势不好,就把身上带的文件吃到肚里,鬼子向他要身份证,张文联没有,日本讨伐队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放在汽车上拉到肇源,当天就叫鬼子装进麻袋扔到松花江里(西江沿码头)张文联牺牲的情况是曹文臣知道后通知我的。

我们磕头兄弟,也就是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当时我们是按年龄大小排的。

(1)老大曹文臣,肇州县曹家屯附近的几个屯都归他领导,是抗日救国会分会长。在肇州被害的37人之中就有他。

(2)老二李明树,肇州托古乡李道德屯抗日救国会分会长。

(3)老三李道德,肇州李道德屯分会长。

(4)老四张文联,三肇地下工作组书记,在工作途中碰上讨伐队被害死在肇源。

(5)老五李道文,(李道德的五弟)

(6)老六刘同,肇州城内人。

(7)老七王玉,肇州曹文臣的亲属,曹家屯。

(8)老八我(高吉良)现住汤原县胜利街13委三组38号

(9)老九孙清,肇州托故乡李道德屯分会长(1995年67岁)

 

证明人:高吉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

 

高吉良同志系抗联老干部,此证言可靠。

汤原县志办(盖章:黑龙江省汤原县志编案委员会办公室)

1995年5月22日

高吉良证明材料(三):

(三肇地区地下工作组)成立初期,红枪会、黄枪会、兰枪会等是自发起来打日寇,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们有自己的佛堂,打仗时念咒语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刀枪不入,信迷信。各地有各地的头,汤原红枪会的头是张海林,他们(在)佳木斯离好几里地去打鬼子,就被本鬼子打败了,用枪突突的剩了一部分,有的就不干了。当各地的情况有的出来走上抗日的,有的被反动地主收买,就不打日本鬼子,反过来攻打抗联红军。红、黄枪会大概在四二年就没有了。山东的红枪会就叫武旗会。张白氏她传的观世音菩萨道门,当时我和徐泽民、张文联一起研究让张白氏任肇州的妇救会主任,我们是不同意信教的,耿殿君是组织上派到三肇做抗日工作,允许他化装,这样有利于抗日。

 

证明人:北满临时省委三肇地区地下党工作组副书记 高吉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此件供参考

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盖章: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1999年3月11日

高吉良的证明材料(四)(根据张桂芳与高吉良的谈话录音整理,未经证实。):

第三路军是由三、六、九、十一军四个军组成的,第六军改编为十二支队。第六军的军长戴洪斌改为十二支队长。四零年秋,高粱出穗的时候打丰乐镇银行,戴洪斌带款还有几瓶金子逃跑了,他丢下(部队)不管了。一时间没了领导,后来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张寿篯叫徐泽民收容那些被戴洪斌丢下的部队,徐泽民就亲自和派人去联络失散的部队。耿殿君他是北满临时省委冯仲云、张寿篯派到三肇地区活动(的)他们宣传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会员,建设后方与山里部队(的)联系,建立后勤处,包括医治伤员,种庄稼,为部队搞枪支弹药,被服吃穿用,侦察敌情等。我是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末,三肇地下组织破坏,我才逃到了安达。

我叫高吉良,以上都是我和耿殿君的女儿张桂芳同志的谈话录音,情况是真实的。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我们从五月十七日谈到二十一日,五天三宿的长时间谈话。

 

证明人:高吉良

高吉良证明材料(五)(未经证实):

一九三七年春季(四月份),耿殿君担任西征部队先遣队队长,兰志渊主任负责政治工作。其他指战员有耿殿臣、郎树贞(山西老台)一共有十几个人,经北满省委和六军张寿篯政委派遣。西征先遣队的任务是开辟哈西地带的群众工作,组建人民武装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八年抗日联军主力部队西征到达哈北地区,海伦县界八道林子,庆安、铁力地带活动,开辟了新的游击战区。一九三九年,在三肇地区党委的领导下。三肇成立了“龙江委员会”共计五人组成,书籍张文联,副书记高吉良,宣传委员徐泽民,委员耿殿臣、耿殿君。龙江委员会研究决定,在三肇地区成立地下武装农民抗日游击队,徐泽民担任政治指导员,耿殿君担任抗日游击队队长,耿殿臣担任参谋长,。耿殿君仍然担任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的后勤留守处处长(质疑1:一九三九年,抗联十二支队还没有成立,何谈留守处)留守处下设四个队,(一)运输队的任务:运输给养,服装、弹药枪支及一切军用品等。(二)稽查队的任务:清查地方破坏抗日救国的反革命(质疑2:反革命的提法不准确)分子和给日本鬼子效力的走狗、叛徒、汉奸、恶霸、地主(质疑3:地主并不都是坏的)及违反军纪的(质疑4:违反军纪的不可能在地方清查)。(三)屯垦对的任务:开荒种地,种菜共给前后方人员的吃用。(四)医疗队的任务:治疗伤病员。医生有;单大夫、吉庆祥(吉满子)大夫、曲凤义大夫,护理员焦淑清,医治伤员的药品由张子芬供应。抗日武装部队十二支队后勤处的设点在肇源县白家坟。在一九四零年秋季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在队长戴洪斌的率领下,进入三肇地区活动。在三肇农民武装游击队的配合下,攻打丰乐镇银行之后,敌人追击包围搜捕,部队损失很大,戴洪斌携款逃跑,我们查找了十多天。十二支队主力部队(质疑5:十二支队不存在主力部队和所属部队)被冲散了,三肇地下党委办公室(质疑6:不存在党委和办公室,由此语言表达方式看,不象出自高吉良之口。)研究决定,把地下武装农民抗日游击队改变为三路军十二支队主力部队,徐泽民代理支队长。耿殿君任十二支队副支队长,耿殿臣任十二支队参谋长(质疑7:此任命与抗联历史的正式记载出入很大)。耿殿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份到汤原县黑金河沟里金矿的,(后来)参加汤原抗日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后(汤原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耿殿臣)在后勤处工作一九三七年春季(四月份)参加西征先遣队,(先遣队)是西征部队的开路先锋队,(耿殿臣)同年七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兰志渊。耿殿臣历任副队长、参谋长等职。一九四零年阴历八月中旬新编的十二支队计划攻打肇源,由江南走到肇东(现在的周玲窝棚)途中休息吃饭,等天黑后再走。此时被日伪讨伐队追上来包围了大院,(十二支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冲锋突围时,耿殿臣壮烈牺牲了,这次战斗共牺牲了六、七个人。日本鬼子用铡刀把耿殿臣参谋长的头和其他六位(牺牲的)抗联战士的头全部铡下来,拉到肇东老市场(现在利民成市场)示众。

证明人:高吉良

95年11月2日

高吉良的证明信件(一):

我证明耿殿君同志,原籍黑龙江省肇源县白家坟村人,于1932年3月中旬在汤原县黑金河沟里金矿,参加汤原抗日游击队,33年担任汤原抗日游击队联络交通处处长,34年汤原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汤原游击总队。交通处改为后勤处,耿殿君任总队后勤处的处长。1935年末,汤原游击总队建军,把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原名李兆麟),同时把后勤处改为第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厂主任耿殿君。1933年六月中旬耿殿君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夏云杰。36年春季第六军主力部队外线出击与敌作战,把后方的武装部队整编成一个留守团,六军司令部命耿殿君任留守团团长。1937年春季,第六军主力部队西征,有北满省委冯仲云六军政委张寿篯研究计划西征部队先遣队的人员,道路、地址、环境比较熟悉的人才好,就决定耿殿君、兰志渊先少带布(部)分人作为西征开路先锋队。在这样的兴安岭大森林长途跋涉人员少力量小,一旦遇上大帮匪队,要缴械我们的枪支的怎么办呢,我们从山里走就不能报抗日军,可以利用一个代号,叫三省队,在哈西哈北活动开辟(展)抗日救国工作,1940年有戴洪斌率领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到达肇州,派通信员与地下党委办公室联系,攻打丰乐镇,打开丰乐镇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枪支弹药及一切军用品等,没收了银行日伪币和黄金等。引起了日伪(的关注)伪满军(队派)陆、空军追击,(将十二支队)包围在(一)块高粱地内,用火力攻击十二支队,指战员伤亡严重,部队被冲散,支队长戴洪斌带伪币黄金逃出包围线下落不知。三肇党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先安置了一下,把三肇地下农民抗日游击队改编成十二支队。有徐泽民担任十二支队长兼政治委员,耿殿君任十二支队副支队长,耿殿臣任十二支队参谋长。1940年8月中旬(阴历)在肇东周岭窝铺与日军讨伐队作战,耿殿臣英勇壮烈牺牲,为国捐躯。耿殿君41年四月份被日军讨伐队抓捕,带到肇东县押在监狱里,他在狱中组织越狱逃跑,跑了不远就被抓回去,送到哈尔滨日本鬼子监狱扣押,受尽了一切惨苦(残酷)的烤刑(酷刑),同年十一月份惨杀,为国捐躯。

特此证明

证明人住址:汤原县汤原镇胜利街十三委38号

证明人:高吉良写寄

99年3月9号

耿殿君同志1936年曾担任过东北抗联六军留守团团长职务,活动在汤原一带。

特此证明

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盖章: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1999年3月11日

高吉良证明信件(二):

耿殿君参加抗日工作历史,于1932年三月份在汤原县参加人民抗日游击队,后任交通处长,又任后勤处处长。游击总队建军,把后勤处改为六军被服厂,耿殿君任厂主任,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夏云杰。第六军外线出击与敌作战,把后防(方)武装部队编成一个留守团,耿殿君任团长。37年主力部队西征海伦、庆、铁等县开辟新的游击战区。耿殿君、兰志渊二人担任西征部队先遣队开路先锋,带领的人数很少,拉(出)山森林走,不敢报抗日军的名称。怕遇上大邦匪队缴枪支,利用了一个代号叫(三省队)到达哈西三肇地区组织起农民抗日游击队。1940年八月中旬(阴历)在周岭窝棚与日伪军讨伐队作战,耿殿臣英勇壮烈的牺牲了,耿殿君1941年四月份被日伪军抓捕带到肇东县押狱,他在狱中组织越狱逃跑,跑不出多远就被抓回去,送到哈尔滨日本鬼子监狱。日本监狱兴进不许出。受尽一切惨苦烤刑,十一月份杀害了,为国捐躯。

证言人:高吉良

99年3月9号

此件出自抗联老干部高吉良亲笔,可信度较高,供参考。

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盖章:中共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1999年3月11日

其实,在高吉良和张桂芳的三天长谈中,只谈到在1936年李兆麟和冯仲云确定西征的先遣队人选时,决定让耿殿君当先遣队队长,而1939年11月高吉良被派到“三肇”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时,并没有提到耿殿君。也就是说,高吉良只证明耿殿君是西征先遣队的队长,确实被北满省委派到“三肇”地区工作过。在1939年高吉良被派到“三肇”地区工作时,耿殿君并没有在“三肇”地区,也没有在“龙江工委”任职。然而在高吉良老人后来的证明材料中,却在龙江工委和抗联十二支队中突然出现了耿殿君的任职,有的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耿殿君的任职却是无关紧要的委员,论职务,耿殿君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职务都高(团职),怎么可能任职中在张文联、高吉良和徐泽民之下呢,不合常理。难道高吉良老人在一开始的谈话中,把耿殿君给忘了吗,不会,那一段岁月和经历,在老人的记忆中应该非常深刻,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有人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高吉良老人做了工作,让高吉良来证明耿殿君1940年至1941年还在三肇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在此问题中是否有什么隐情,已经无法得知,因为高吉良老人已经于2006年5月去世了,由此又留下了一个无法回答的疑问。但耿殿君是抗联部队的团职领导人,而且为东北抗战做出过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高吉良老人告诉张桂芳:“你父亲是抗日英雄。”临别时,张桂芳充满感激,再三向高吉良老人致谢。老人在送张桂芳时,让她去鹤岗找一个叫李桂兰的人,并说她爸当留守团团长时,李桂兰是六军被服厂的负责人,对她爸在那段时间的情况最了解。

为查证当年与他父亲一起工作的抗联六军被服厂的厂长李桂兰,张桂芳从黑龙江的鹤岗查到山东省的威海,费劲周折,行程2000多公里。后来,张桂芳终于在山东威海找到了已经更名为李亚舟的李桂兰。

李桂兰向张桂芳介绍说,她爸工作特好,为人随和,但打仗也非常勇敢。部队发新服装,他不要,穿旧的,大伙叫他耿破烂。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她被捕了,直到解放才被救出。耿殿君后来如何,她就不知道了。老太太不会写字,张桂芳给她录了音,又出了一份证言。

张桂芳满意的从山东威海坐车回家,没想到,途中背包被盗,钱包和她搜集的所有材料也一块被盗了。

万般无奈之下,张桂芳又用两年时间重新去走访重要证人,查书。

有一次,在路上还出了一次车祸,险些丧命。

从李桂兰的口中张桂芳了解到了父亲的一些真实情况,这还是张桂芳比较幸运的一次。

就在这一年,47岁的张桂芳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从那以后,每次出门寻访,都是带着一年退休金积攒的百十元钱,钱花光了就回来,出去一趟,往往并没有什么收获。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求证,结果却一无所获。

一次,为了和一位曾经与她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抗联见上一面,张桂芳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找了整整3天,却最终未能如愿。

这其间,她无意中碰到一个叫孙玉昌的人,他当年是耿殿君带领的先遣队成员,从抗联部队在汤原的山区回到“三肇”地区,是耿殿君带领的先遣队联络员。他给张桂芳讲起十三省磕头拜把子写折子的故事。他说,先遣队一共15人,其中13人是从汤原山上下来的,为抗日需要,他们结拜为十三省,(省:就是觉醒的意思。)还写了磕头折子。十三省是按照年龄排的,年龄最大的是大省,耿殿君是三省,他哥哥是九省。

孙玉昌对张桂芳的调查取证非常配合,并出了证明材料:

我叫孙玉昌,现年七十一岁,贫农,中共党员。

东北抗日救国活动时期,由中共中央派来张寿篯(李兆麟)和宋子文来这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由宋子文给写了一个十三人生死患难的磕头折子。从此他们就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了抗日武装,按他们的觉悟和年龄大小排列一直十三省,主要领导是耿殿君(又名三省)其次是最小的叫董国文(十三省)。我哥哥孙玉亭排列为九省是红军,耿殿君排列为三省是红军,赵景海(别名赵二荒子)排列为四省是红军,耿殿臣(又名耿殿武、耿继祥;五省)排列为五省(红军)解放后,我哥哥孙玉亭一直享受老红军待遇在一九八七年病死。

在一九三三年阴历四月份的一天半夜十二点,在肇州新福乡永安村一队我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一九三七年我十三岁时,我和乔福贵参加了原东北抗联第六军四师十二团后,改为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一直给耿殿君(又名耿殿文、耿继升、耿清亮、耿升、三省)团长当联络员,任务是通风报信,找谁开会。

我曾亲眼看见耿殿君团长率队去肇源攻城,途中在肇州新福乡民安村一个乱死岗子与日本鬼子打一场恶战,消灭了很多日本鬼子。替耿殿臣(又名五省、耿殿武、耿继祥)和大顺子、王国军等战友报了仇。我给耿殿君团长当通信员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春,耿殿君团长为了掩护赵景海(四省),在肇源小白家坟被捕入狱,被日本鬼子秘密的杀害在哈尔滨日本鬼子的狱中(731)我就回家种地,四七年七月入伍,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战军步兵130师三八八团二营五连当战士,副班长。特此证明。

证明人:孙玉昌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孙玉昌是我乡先进村农民参加过抗联和解放军,供参考(盖章:肇东市先进乡人民政府

为了使搜集的证据真实可靠,张桂芳在争取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后,对孙玉昌进行了正式调查询问,下面是询问笔录:

时  间: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

地  点:肇东市先进乡先进村

调查人:陈明学、张桂芳

调查对象:孙玉昌,男,时年六十七岁。身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退伍军人,特等功臣。现在家务农。原籍,肇州县新福乡永安村。

张桂芳问:你先说说三肇的抗日救国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孙玉昌答: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阴历四月份成立的

张桂芳问:在哪成立的?

孙玉昌答:在肇州县新福乡永安村一队冷树林后院我的家里成立的

张桂芳问:你家的户主叫什么名字?

孙玉昌答:叫孙万金,是我的父亲

张桂芳问:是谁主持成立的?

孙玉昌答: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叫宋子文给这十三省亲自主持立的磕头折子

张桂芳问:通过什么方式?

孙玉昌答:大伙通过举手(说是把兄弟)的方式进行的,是在我家里半夜十二点

张桂芳问:十三省是怎么回事?

孙玉昌答:就是他们十三个人的代号

张桂芳问:那天晚上举行仪式的有多少人参加?

孙玉昌答:十三个人,也就是他们十三省

张桂芳问:这十三个人是怎么排的?都叫什么名字?

孙玉昌答:大省叫杜国文

张桂芳问:杜国文是什么地方人?

孙玉昌答:是(现在)肇州县新福乡红旗村人

张桂芳问:他是怎么死的?

孙玉昌答:他当时给红军(当地人把抗联叫红军)藏了二百棵枪,被坏人告密,日本鬼子从场院的地窖里翻出来,然后把他抓起来用牛皮口袋装进去扔进肇源的松花江。

张桂芳问:是在哪年扔的?

孙玉昌答:时间记不清了。

张桂芳问:他们家属现在什么地方,享受什么待遇?

孙玉昌答:全在肇州新福乡红旗村,享受红军家属待遇。

张桂芳问:二省是谁?

孙玉昌答:二省叫房大舌头,这是他的外号,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个大夫。

张桂芳问:他是什么地方人?

孙玉昌答:他是肇州县新福乡民安村姜家岗人

张桂芳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孙玉昌答:解放以后病死的。

张桂芳问:三省是谁?

孙玉昌答:三省叫耿升(原名耿继升)

张桂芳问:他原籍在什么地方?

孙玉昌答:在肇源县刘兽医屯

张桂芳问:他的任务是什么?

孙玉昌答:主要是打鬼子的,掌握、监视日本鬼子在肇源码头的活动,当时日本鬼子要血洗三肇,我亲眼看见和鬼子打了一仗,那一仗打的挺狠,打仗的地点是在肇州县,新福乡民安村一个乱死岗子里,当时我在那里干活。

张桂芳问:这一仗日本鬼子有多少人?

孙玉昌答:有四辆大汽车,大约二百多人。

张桂芳问:耿升带的红军有多少人?

孙玉昌答:有三百多人。

张桂芳问:谁是红军的头头?

孙玉昌答:耿升、董国荣

张桂芳问:他们带的队伍有没有番号?队号?

孙玉昌答:这个我不知道,但董国荣告诉我说,我们是红军不是胡子。

张桂芳问:四省是谁?

孙玉昌答:四省是赵二荒子

张桂芳问:赵二荒子原名叫什么?

孙玉昌答:原名叫赵景海,别名叫赵启福。

张桂芳问:他家在那里住?

孙玉昌答:他原来是肇州县新福乡民安村,后因工作任务在肇源和耿升一样,他俩都搬到肇源。

张桂芳问:他什么时候到部队的?

孙玉昌答:记不清了。

张桂芳问:五省是谁?

孙玉昌答:五省叫耿继武(耿殿臣)

张桂芳问: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孙玉昌答:原住肇东市先进乡先进村三队(现在名)现住肇东市姜家乡(镇)杨文屯,后也搬到肇源。

张桂芳问:六省是谁?

孙玉昌答:记不清了。

张桂芳问:七省、八省都是谁?

孙玉昌答:都记不清了。

张桂芳问:九省是谁?

孙玉昌答:叫孙玉庭,小名叫安子,是我哥哥。

张桂芳问:当时他是什么职务?

孙玉昌答:为抗联侦探敌情,给红军通风报信的。

张桂芳问:十省、十一省、十二省都是谁?

孙玉昌答:我记不清了。

张桂芳问:十三省是谁?

孙玉昌答:叫董国荣。

张桂芳问:当时他的任务是什么?

孙玉昌答:他和三省耿升是头头,他俩领抗联一伙共三百多人在肇州县新福乡民安村打小鬼子然后退到杨营子。

张桂芳问:还有谁参加了?

孙玉昌答:那就不知道了。

张桂芳问:董国荣以后怎么样?

孙玉昌答:从打那一仗后退到山里,剩下六个人。

张桂芳问:这六个人是谁?

孙玉昌答:不知道。

张桂芳问:解放以后他做些什么工作?

孙玉昌答:董国荣调到沈阳市当市长,叫我哥哥去,我哥哥没去。

张桂芳问:六、七、八、十、十一、十二省再想想都叫什么名字?

孙玉昌答:实在想不起来了,但在这十三省里有个姓乔的,不知道是几省,他们已经搬到肇源享受红军待遇。在一九四九年,党中央给他们活着的每个人一份毛主席亲笔题词,题词的内容是:“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因为当时我哥哥还活着,也给我们家邮来一份,我哥哥死后,放到了棺材里。还有一个他们磕头的折子,因为当时日本鬼子翻的紧,怕鬼子搜出去,暴露这些人的目标,我哥哥把它烧掉了。

张桂芳问:还有些什么情况,你再好好想一想。

孙玉昌答:时间太久了,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

被调查(询问)人:孙玉昌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

孙玉昌系我乡先进村农民,供参考(盖章:中共肇东市先进乡人民政府)

孙玉昌老人的调查证言非常可信,理由是,一、老人是建国前的共产党员,二、参军后,从北方打到南方,而且在解放战争中,还荣立过特等战功。我相信老人不会说谎。

还有一些事让人费解,张桂芳在求证耿殿君身份的过程中,当时还都健在的王明贵、王均和张瑞磷都没有出具证言,关于耿殿君究竟牺牲在哪里,王均应该知晓,因为在1938年5月北满抗联部队西征时,耿殿君是六军十二团团长,王均是十二团的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如果团长牺牲了,政治部主任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在打扫战场时,也应开找到团长的遗体,没找到,应该视为失踪,绝不会是一个不明不白的说法。据说,张桂芳当时去找过他们,其中包括仍然健在的抗联老战士李敏,但他们对张桂芳说的一些证据并不认可,同时,对张桂芳是耿殿君女儿的说法也不接受。

38年,张桂芳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她父亲耿殿君的历史资料。她查访的足迹,遍及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六个省市,终于证实了证明了耿殿君的真实身份。

当年活动在“三肇”地区的耿殿君,终于拂去了岁月的尘埃,露出了抗日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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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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