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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红军

发表时间:2012-01-05 10:05 内容来源:当代 作者:陈桂棣 春…

        廖永和的母亲听说儿子牺牲在西口,她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惊恐的表情一直僵在脸上,半晌才哭出声。

  廖永和的上面还有个哥哥和姐姐,但母亲最疼爱的却是他。最疼爱的,母亲却留不住,他还没有枪高死活要去当红军,跟红军去打天下。一去五年不见归,归来的竟是让母亲肝肠寸断的这消息。

  消息是儿子的战友胡传基带回来的。胡传基说他们在西路军是一个部队的,儿子在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当营长,他在三十军军部卫生队当护士长。他们是在甘肃肃北的一个山洞里分手的。

  “廖营长就牺牲在那个山洞里!”胡传基说。

  他是死里逃生,从戈壁滩一路讨饭回到大别山金寨县来的。回到金寨,还没顾上先回自己家,就弯到斑竹园的胭脂河,找到三河村,把这消息告诉给廖的母亲。

  “西口……在哪儿呀?”廖母问。

  胡传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个没走出过大别山的老人的询问:“我怎么给你说呢,很远,很远。”

  廖永和父亲听到儿子的这个消息,一时没有了主张,还是母亲做了主。她迈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去找族人,要给儿子郑重其事地入葬。

  于是,三河村的燕子地又多出了一座坟茔。坟茔里显然没有亡者的遗体,甚至没有亡者的衣冠,只有一个不大的木匣子。匣子里面放有一块木牌,木牌上公公正正地刻着廖永和的姓名以及生日时辰。葬礼是比照村里其他的亡者,一项也不少,不仅一样地造坟,入墓,举哀,焚纸,还请来一位道士,设置了 香案,摆出了供果,张挂起十大阎罗的画像。然后,就见那道士玄衣玄裤,神色肃穆,咿咿呀呀地边唱边舞,念念有词——

  魂兮魂兮,你早回家!

  路途迢迢,你尽管走;

  关山险阻,你莫害怕。

  江河上我为你借舟船,

  黑夜里我为你举火把:

  饥寒中我为你送衣食,

  烈日下我为你奉清茶。

  跌倒你要爬起来,

  迷路你要多问话;

  金玉美女莫贪恋,

  千呼万唤莫回答;

  贫贱唯有家乡好,

  儿走千里母牵挂……

  那道士敲敲打打,又蹦又跳,为亡者超度。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带回消息的胡传基想不到,就连廖永和本人也不可能会想到,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其实,没有死。

  一、在苏来考赛山洞

  廖永和确实死过,而且,死过了多少回,他自己也已经说不清了。

  他不怕死。每当冲锋号一响,他就会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大刀,一声高叫:“同志们,跟我上!”说声“上”,自己就带头冲了上去。于是,就只 见大刀在他手里前挑后戳,刀刀见血,砍得敌人血肉横飞。他也多次被敌人的刺刀捅过,枪子儿打过,但倒在血泊里,嘴巴还硬:“我死不了,我的命硬!”

  当班长时,他是这样,当排长、升连长了,冲锋号一响,他还是那样。后来,他担任了副团长,师首长知道他有这个“毛病”,在下达命令的时候,最后总不忘提醒一句:“要注意你们的那个廖永和,别让他舞着大刀先冲了上去!”

  一次,战斗就要打响了,他突然出现在主攻连的阵地上。主攻连连长大惊失色:“你怎么到这来了?这里太危险!”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就在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把他冲倒在地,溅起的尘土碎石落了一头一脸一身。就在那次战斗中,他见敌人的山头久攻不下,就急了,不容分说,亲自带着一个连摸到敌人的背后,忽然又是一声那样的高叫:“跟我上!”率先就扑了上去。

  那一仗打得实在漂亮,他却负了重伤被送进医院。赶到他出院时,发现上级已经任命了新的副团长,他就自己请求降职,当起了营长。有人劝他换个团,免得降级,他却无所谓:“副团、正营,我看差不多。”

  有人说他打仗就像“饿虎扑食、恶狼端窝”,他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挺乐,说:“这样形容很不错!打仗又不是请客吃饭,就得凶,就得狠,就得像‘饿虎’、‘恶狼’,去‘扑食’,去‘端窝’!”

  只是廖永和做梦也想不到,自从长征到达陕北后,随军西渡黄河,在河西战场上,就一仗比一仗打得窝囊。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之后,整个队伍被打散了,他的二营便只剩下了二十七个人。退至梨园时,又遭遇到兜剿,马家骑兵一个个像“饿虎”、“恶狼”一般,他们就连招架之力也丧失了。因为腿部负伤,在翻越海拔四千米高的托来南山时,他掉了队。

  起初,还只是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拄着个棍子,吃力地走在祁连山的冰雪峡谷中,去追赶西去的队伍。不久,就遇到同他一样在艰难追赶队伍的伤员们,滚雪球似地,越遇越多,最后聚集到了十二个人。

  第一个遇到的是红九军的一个连指导员,姓洪。第二个遇到的是红五军的一个年轻排长,因为脸部被弹片击肿,说话关不住风,口齿不清,大家最后也没闹清他是姓王,姓汪,还是姓黄。第三个遇到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的通讯员,他人长得干巴瘦,头发乱得像一堆沙窝草,还是一个孩子, 才十四岁,自称叫火娃子,来自四川巴中县的一个穷苦人家;机枪连于连长负伤后,他一路就护理着于连长,由于于连长伤势太重,中途牺牲,落下了火娃子孤身一人。最后一个遇到的就是廖永和的那位同乡,三十军军部卫生队护士长胡传基。胡传基在冲出倪家营子时,虽然拣了一条命,却被敌骑兵砍了数刀,满脸是血,虽然 清洗过了,但残留在脸上的血污已经风干,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

  大家来自不同的部队,聚之于一处,自是缘分。于是这支临时组成的西征小分队,选了个头,就选中了廖永和营长。

  走在人迹罕见的戈壁滩上,四野万籁俱寂,到了夜里,更是空旷得人心发慌。

  “营长,”火娃子问廖永和,“大部队还会要我们吗?”

  廖永和说:“他们不要我们,可我们要他们呀!”

  一句话逗得大家全笑起来。

  “还能赶得上队伍吗?”火娃子是这支队伍中唯一没有负伤的,他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担心的问题。

  廖永和说:“追不上,走也要走到新疆去!',

  火娃子亲眼目睹了马家骑兵的凶猛与残忍,又问:“还会再碰上马匪的骑兵吗?”

  廖永和没有回答。

  大家都没有回答。

  谁也无法回答。

  但是每一个人都明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即便再碰上马家骑兵,也只能拼死一战,不能装熊!

  当然大家心里同样清楚:他们再也经不起马家骑兵的追剿了。他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战斗力。十二个人,十一个是伤号,只有三杆枪,二十发子弹,别说碰上马家骑兵,就是遇到几个土匪,也很难对付了。

  就这样,十二个人,彼此关照着,搀扶着,已经几天没有吃到粮食了。不是没有了一点粮食,每个人的干粮袋里还都有两三斤青稞面呢,只是谁也舍不得吃,不敢吃,谁都不知道前面还会遇到什么情况,那点粮食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是从松潘草地上走过来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走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不免感到奇怪:长征路上够艰难了,还能有草根充饥,这儿倒是连能吃的草根也见不到,大家就只能拾些兽皮、兽骨头,用水煮一煮,喝点儿汤汤水水熬日子。

 除了难忍的饥饿,严寒也威胁着每一个人。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冰雪上行走,鼻子、耳朵都被冻烂了,流着黄水;手指早被冻僵,握不住枪,扳机也抠不动了。一个个蓬头垢面,缩着脑袋,像一群叫花子,歪歪倒倒地赶着路,有的好像随时就会倒下去。

  就是这样一支溃不成军的队伍,却顽强地走了三十多天,走过了酒泉,走过了嘉峪关,在走到肃北地区时,才遇到一个掉队的红三十军军部李姓 参谋。李参谋伤势不重,只因摸错了方向,才会同廖永和他们相遇。这位李参谋走得很快,他只和他们一道走了一天,就嫌这些伤病员走得太慢,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一个招呼也不打,扔下大家就一个人上路了。

  这天他们来到一个山边的洞穴,便准备在洞穴里过夜。没有受伤的火娃子,主动四处去寻找干柴,回来后,把护理于连长时剩下的药棉从怀里掏 出来,放进开水中煮了煮,给每个重伤号清洗了一遍伤口,然后又煮了一锅兽皮、兽骨汤,分给大家喝了以后,大家就和往天一样地,和衣休息了。大家背靠背地坐在各自的背包上,廖永和则面对着洞口,像一扇门,为大家抵挡风寒。

  次日凌晨,廖永和猛地被外面的动静惊醒了,他恍惚觉得,洞口外有个人影儿一闪,迅即又消失了。他就对靠在自己背上的洪指导员,轻声唤道:“老洪,有情况!”

  廖永和的喊声很轻,洪指导员还是听到了,并且立刻抓过枪,顶上了两颗子弹。对廖永和说:“你们先别动,我出去看看!”说着,出了洞口。

  谁知,洪指导员刚走出去十多米远,一声枪响,就仰脸倒下了。

  廖永和一看,问题严重。立即带上口齿不清的班长,一人一杆枪,冲了出去。来到洞外,发现两侧都有人影晃动。

  廖永和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一阵激烈的枪战过后,班长牺牲了,廖永和也身中两弹,有一颗子弹就是从胯骨打进去,穿透了膝盖,他已动弹不得。这时,就只见对方一窝蜂地扑了过来。

  廖永和忍着撕心裂肺的巨大疼痛,端起枪,他瞄准了带头扑上来的一个人,而且,已经扣动了扳机,但枪并没有响。枪里的子弹已被打光。

  眼看着对方冲到了跟前,廖永和想奋力站起来,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奔到面前的大个子,并没伤害他,只是抢过他和倒在地上的班长手中的枪;他们冲进了洞里,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发现大家确实没有武器了,便打着呼哨,扬长而去。

  廖永和注意到,来袭击的并非是马家骑兵,他们都穿着长袍皮衣,脚蹬高靴,端着苗子枪,分明是地方上头人的武装,只是要抢走被马匪打散了的红军指战员手中的武器。只有一个人,穿着军衣,站在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当廖永和看清了这个人时,那张熟悉的面孔让他一惊。

  “是李参谋!”

  廖永和简直不敢相信,出卖了他们的,居然就是头天还和他们在一起的军部李参谋!他不愿同大家一道走,一个人跑单帮,准是被这伙土顽抓了去,为了邀功,就带着这些家伙来抢他们的枪支。

  战争,确实使得许多人的本性都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

  本来就已经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队伍,现在却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了。等到大家来到洞外,把牺牲的洪指导员和最后也没闹清姓王姓汪还是姓黄的班长,作了草草安葬,回头才发现,已有旧伤又添新伤的廖永和,这时已昏倒在了血泊中。

  为安全起见,大家不得不转移地方,把昏迷不醒的廖永和送到另外的一个山洞里。

  后来,才知道,这一带叫肃北。他们已经来到甘肃省的西北部,一个叫苏来考赛的山洞里。

  整整过了八天八夜,廖永和才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不断跳动着的火苗,和被火苗映红了的九张面孔。原来九位战友八天八夜一直就守护在他的身边,轮流掰开他的嘴巴,按时给他灌些汤水;他身下的草铺被垫得很高,很厚,很暖和。

  大家见廖永和醒来了,兴奋得轻声喊了起来:“廖营长!”

  廖永和终于恢复了知觉,也恢复了记忆,望着这场景,他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问:“我睡了多久了?”

  胡传基操着浓重的乡音说:“八天八宿!”

  廖永和一听,顿感不安:“你们怎么都呆在这里,不去追赶部队?”

  他挣扎着,挺了挺身子,试图坐起来,可是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倒是由于用力过猛,随着一阵刺骨的疼痛,又跌倒在草铺上。

  他终于知道,自己左腿的枪伤还没好,右腿又中弹,他懊丧难过极了。

  他恳求大家:“我的两条腿全残废了,不能再耽搁大伙,甭管我了!”

  火娃子首先喊起来:“不,营长!我们抬着你,也要一道走。”

  胡传基也忙安慰:“你不要悲观,会好起来的!”

  大家也跟着说道:“我们不可能扔下你不管!”

  廖永和急了:“大伙别再说了,不能扔也得扔!否则,因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还不如现在就让我死了好!”

  大家劝说:“要走一块走,要死一块死!”

  廖永和再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却痛得出了一身汗,还是失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是想跟大家一块走,但这显然不可能了。你们就走吧!”

  九个人没有一个人肯走。

  “你们真糊涂!”廖永和情绪有些激动起来,说道,“我们为什么聚到了一块?不就是因为大家都掉了队,又都想追赶西去的队伍。现在我不可能再动,难道大家都要在这等死吗?”

  他见大家仍是一声不吭,发了狠地喊着火娃子:“火娃子!你到外边找块大石头,把我砸死吧。我不死,你们不会走,这样,我会把大家拖死的,我有罪啊!”

  火娃子“哇”的一声哭了。他的哭声,感染了大家,一个个也都垂下头,伤心地抹起眼泪。

  谁也没有防备,突然,廖永和使出凭身的气力,将身子歪向一边去,猛地将脑袋向地面坚硬的岩石上撞去。

  大家惊呆了。忙扑上去,抱住了他。

  一切不能再明白了。廖永和的决心已下,他不愿再拖累大家,大家确实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得作出一个决定:留下没负伤的火娃子,护理廖永和,其余的由军部卫生队护士长胡传基带队,翌展开拔,去追赶队伍。

  行前,大家都忙碌了一天,分头到野地里拣些兽皮、兽骨头,以便廖永和和火娃子熬汤喝;火娃子则找来许多干柴,把廖永和的床铺垫得厚厚的,软软的。大家还都从自己的干粮袋里掏出些青稞面,留给二人。

  要分手了,彼此都依依不舍。每个要走的人,都伏下身子去拥抱廖永和。其实,大家不说都很清楚,这是在和廖永和永别。望着缺药缺食,已骨瘦如柴重伤在身的廖永和,心里都不好受。

  廖永和自己当然更清楚,他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撑多久。他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银元,分给了大家,最后,抓住胡传基的手说:“你若有机会回到大别山,就给我父母捎句话,就说儿这一生对不住二老,二老千辛万苦将我拉扯成人,而我却不能尽孝,儿心有愧……如有来世,一定加倍报答!”

  八条汉子走了。他们没有再去追赶西去的队伍,追赶是不可能再追赶得上了,于是掉头向东,去寻找延安。

  在去寻找延安的路上,他们被马家骑兵

抓获。

  这时“西安事变”早已经发生了,国共两党携手抗日,马家骑兵已不便杀害红军的俘虏,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他们,就把他们八个人押上火 车,准备押往一个煤窑去做苦力。八个人了解到了这个真相之后,便决定中途跳车。跳车的结果是,胡传基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七个人就都生死不明。

  活了下来的胡传基,几经辗转,回到安徽省金寨县的老家。他没有忘记廖永和的嘱托,就把廖永和不幸的消息带给了廖的母亲。

  二、四年的奴隶生涯

  现在苏来考赛的山洞里,就剩下了廖永和与火娃子。

  火娃子虽然只有十四岁,却有了两年的军龄,已经是个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吃过大苦,见过大世面,经历过河西战场无数次浴血奋战考验的红军战士!

  他发现,廖营长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命悬一线,万分焦急。他知道,自己必须格外小心地,耐心地,又必须充满信心地把廖营长从死亡的悬崖边上紧紧抓住。必须救活营长!只有救活了营长,才能救活自己,否则,他不敢想象,如果服前的廖营长和他护理过的于连长一样,也撒手而去,留下他孤身一人,在这举目无亲危机四伏的肃北荒漠他将如何生存?

  廖营长的身体极度虚弱,急需有营养的东西滋补,可他又到哪儿去弄到有营养的东西呢?他只能四处寻找野兽的骨头,然后用石头敲碎,用水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营长喝。为让营长早日康复,他就用药棉蘸着开水,一点一点地为他清洗伤口。

  火娃子把这一切做得像女孩子一样的细心,不仅日复一日替廖永和端屎端尿,还一天数遍地为他擦洗身子,让他全身的血液能够尽快地活泛起来。

  火娃子见廖永和的衣服上爬满了虱子,许多红军战士把它叫作“光荣虫”,“光荣”归“光荣”,但他却坐下来仔细地捉,一个一个地将它们掐死!他不能容忍这些小家伙“趁火打劫”,再去喝营长的血!营长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身上的血快要流光了,脸上早已经没有了血色,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后来,收藏在身上的药棉用完了,包扎用的纱布也用光了,火娃子就把自己的棉大衣剪下一块,掏出棉絮当药棉为营长洗伤口;用撕成的布条包扎伤口。

  望着火娃子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自己,廖永和真的很是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懂事,心地多么善良又能吃苦耐劳的好娃子啊!强烈地激励着廖永和活下去的勇气。

  战友们留下的青稞面眼看没有了,附近的野兽骨头也被拣光了,火娃子必须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找到一点儿野兽的皮骨。有时,火娃子偶尔看见远处出现了一个两个蒙古毡包,就很想跑过去讨点儿吃的,却又怕生出意外,还怕跑得太远了,迷了路,摸不回山洞,于是他就只有在那些朝阳的山坡上,扒开积 雪,挖点能吃的野草或草根,回来掺点青稞面或煮点兽骨头炖汤喝。

  就这样苦捱苦熬呆了四十多天,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冰雪消融,大地回春,芨芨草、牛毛草、沙柳,便生机勃勃地绿了一片又一片。

  廖永和的伤口也随着回暖的天气,长出了肉芽。有一天,他居然试着,扶着崖壁站了起来!

  廖永和为自己终于能够站起来,兴奋得脸上也泛起了少有的红光。他激动地唤着火娃子。火娃子当时正在洞口择着野菜,听到廖永和喜悦的喊声,慌忙跑进来,发现廖永和直挺挺地站在了草铺上,惊喜得只顾着抹眼泪。

  “还愣啥呢,”廖永和说,“快到外边找两根棍子来,我试试能不能下床。”

  火娃子答应着,一阵风似地出了山洞。不一会,棍子找来了,廖永和一试,虽然艰难,虽然痛苦,但还是走下了草铺!

  火娃子激动得话音都变了:“营长!”他叫了一声,便扑了过去,抱住廖永和泪如泉涌。

  “火娃子,”廖永和也止不住高兴地说道,“从今往后,不许再喊我‘营长’,改称大哥,好吗?这段日子,大哥多亏了你,咱们在一起,已经结下了生死情谊!再说了,咱们兄弟相称,也不容易暴露身份。”

  火娃子兴奋地点着头,马上响亮地叫道:“大哥!”

  一声“大哥”,叫得廖永和心中一热,也忍不住泪水潸然满面。

  这天,火娃子正为廖永和炖着骨头汤,洞外忽然传来由远及近的马蹄声。廖永和和火娃子顿时警惕起来。

  廖永和示意火娃子去洞口观察一下,察看后的火娃子悄悄告诉廖永和:“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还有女的?”

  “是。”

  廖永和忙问:“什么人?”

  火娃子说:“穿着长袍、高靴,看样子是蒙古人。”

  火娃子没说错,来的正是蒙古族阿妈江西力,和她的儿子尼玛。山坡下不远处,就是肃北盐池部落的春牧之地,这天她们路过这儿,发现此处山洞飘出了炊烟,甚是奇怪,就走过来想看个究竟。

  江西力见洞里躺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边上还蹲着一个孩子,就轻声说了句:“他赛拜努!”

  廖永和和火娃子猜想老人说的是句蒙古语,却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茫然地望着来人,发现对方并无恶意,就礼节性地点了点头。

  江西力意识到二人不懂蒙语,马上改用汉语问候道:“您们好!”接着,她又关切地问他们这是从哪儿来。她的汉语说得并不好,廖永和还是听明白了,发现她长得慈眉善目,话也说得很谦和,就告诉她,二人打算去新疆找点事做,路上遇到了野兽,在此疗伤。

  江西力是个聪明的女人,从见到他们的第一眼,就已经猜出,他们是被马步芳的骑兵打散了的红军。在这之前,她已亲眼见到几个红军官兵被马步芳骑兵残忍地追杀。她对马步芳的军队没有好印象,所以就对山洞里的这两个红军颇为同情。她走到火娃子面前,望了望锅里清汤寡水炖着的两根兽骨,没再说 话,就和儿子尼玛离开了。

  第二天,江西力和尼玛再次骑马来到山洞,为廖永和和火娃子送来了十多斤小米、十多斤麦面,还有一斤多食盐。

  两人简直不敢相信,就在他们陷入生存危机几近绝望之时,意外地获救了!

  当江西力走了以后,廖永和望着面前的小米、麦面和食盐,怔怔地问火娃子:“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

  火娃子说:“不是!”一边就把锅里的兽骨捞起来,把送来的麦面和小米,倒了一点进去,煮了一小锅又黏又香的粥。

  两人已很久很久没有吃到粮食了,乍一吃,香晕了!感到这是此生吃得最甜美、最丰盛的一顿早餐了!

  几顿粮食下肚,身上陡然添了力气,人也格外有了精神。廖永和终于可以走出山洞,走到山坡上,来到春风中,来到阳光下,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会到的心旷神怡了。

  此后,他们过了一个月终身难忘的日子。

  就在他们快把粮食吃完的时候,江西力派来儿子尼玛带上弟弟,来到山洞,他虽说不好汉话,意思却是明白的,要他们下山,住到他们的家里去。

  “这怎么可以?”廖永和十分感动,却也感到不妥。

  尼玛听不懂汉话,他极力比划着,劝二人跟他们下山。

  廖永和觉得这样会给江西力一家人带去很多麻烦,还是婉言拒绝了。

  尼玛走后,廖永和问火娃子:“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下山?”

  火娃子说:“不下山,迟早会被饿死。”

廖永和沉吟道:“这儿不是革命老区,红军会受到普遍的欢迎;这儿的环境很复杂,住在老乡家,会不会就安全?”

  火娃子说:“我看这个蒙族大妈还不坏,对我们挺不错。”

  廖永和说:“看上去,面相还善,但她的家庭情况并不清楚,有些话还不好说。”

  廖永和觉得这事心中没个底,便不再说。

  尼玛连着来了两次,廖永和仍然没有答应。最后江西力也来到洞里,她说:“春牧开始了,这一带的土匪也会多起来,住在洞里会很不安全。”

  江西力的这句话,引起了廖永和的注意。他想,他们在这个山洞里,能够被江西力母子二人发现,就同样会被敌人发现。前些日子所以住得安然 无恙,是那时无人到这一带来,这儿既然是“春牧”之地,春天来了,牧民来了,土匪多起来,马家骑兵没准也就会来,再在山洞里住下去,显然已无安可言。住到江西力家里去,或许是个没办法的办法。

  廖永和的心被说动了,不过,他说:“我的腿是这个样子,怎么下山呢?”

  江西力见廖永和终于答应了,高兴地说:“这很好办,你可以骑尼玛的马!”

  就这样,廖永和和火娃子,离开了生活了两个多月的山洞。江西力将廖永和安置在自己家毡包外的一个棚子里住下,却要把火娃子送到她胞兄盐池部落头人尕布曾佳家去。这种安排,对于两个相依为命多日的廖永和和火娃子来说,是痛苦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江西力解释说:“如果你们两人都留在我家,目标太大,风险太大。”她说得冠冕堂皇。

  廖永和和火娃子一时都无话可说。

  不接受又怎么办呢?既然两人都已经下山,不情愿,不同意这种安排,也不现实,毕竟自己的腿伤还没好,还无法行走;毕竟人家这样考虑,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火娃子不忍心马上就离开廖永和,因为他看到营长仍站立不稳,还需要他的照顾,当然,还由于这些日子营长已经成了他的主心骨,就此分开,自己将不知何去何从。

  廖永和同样不希望离开火娃子,认为自己能拣回一条命,都亏了火娃子。他真的离不开这个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小家伙,不敢想像,没有他在身边,自己将会多么失落,多么孤独!

  当二人最后离别时,火娃子拉着廖永和的手,连连呼唤:“大哥,大哥!你要来看我啊,我……”

  廖永和心里更加难受,他抱住火娃子,哽咽着说:“放心走吧,好兄弟!我一定会好起来。记住,不管你到了哪里,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咬着牙挺住!”

  火娃子以泪洗面,跟着盐池部落头人尕布曾佳派来的人走了。

  这以后,廖永和也才明白,他和火娃子都是被当作廉价的奴隶被收留下来了。

  当然,廖永和感到庆幸的是,碰到了江西力这样慈祥善良的蒙古阿妈。但同时,他却大惑不解,江西力是这样一个好人,而她的丈夫,却又是那样的凶恶与残暴。他生就一张狐型脸,腮上长着一撮毛,想事的时候总爱去捻腮上那撮毛,好像从不正眼看人。

  江西力让他住到家里来,这事是得到了丈夫同意的。江西力把廖永和与火娃子接下山,是出于同情。她是喇嘛教虔诚的信徒,她相信这样帮助他 们,是在做善事。而她丈夫同意这样做,则完全是希望廖永和伤好之后,就可以成为永远供他驱使的一个奴隶。大半辈子,他做的就是奴隶,好不容易熬成了管家,有了一些积蓄,便离开了头人家,现在他做梦都想做一回奴隶主。

  江西力给人以热情与温暖,犹如一团火;她的丈夫又冷酷无情,就像祁连山雪谷中的一块冰。

  廖永和住进来的第一天,就领教到了冰与火的天壤之别。

  这天晚饭前,廖永和想到鞋子和袜子已很长时间没有洗过了,他怕鞋袜上的气味会让主人不愉快,就出去洗了洗,回来时,他并不了解蒙古人的 忌讳,进门把脚踩在了门槛上;随后,又把洗干净的鞋袜,放在火盆的边上准备烤干;吃饭时,他更不清楚西炕是不能坐的,那是蒙古人供佛的地方。

  但是这一切,廖永和全然不知。他发现,江西力丈夫的脸色很难看,凶狠的目光一直就没离开过他的身子。

  江西力一看丈夫脸色有异,为怕局面搞得更僵,她赶紧按照蒙古人款待客人的习俗,吃手抓羊肉时,将羊的琵琶骨带肉配四条长肋,送到廖永和的面前。谁知,廖永和才接过来,就被她丈夫一把夺了过去,恶狠狠地扔出门外。

  廖永和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十分尴尬。

  江西力丈夫并没因此罢休,他脸上的青筋直暴,同江西力吵了起来,并拍了桌子。

  廖永和听不懂两人在吵些什么,显得狼狈不堪,不知所措。

  夫妻二人吵到最后,江西力哭了起来。她起身走向火盆,把放在火盆边上的廖永和的鞋子和袜子拿开,然后来到廖永和面前,向他作着说明。生怕自己的汉语词不达意,或是说得不够清楚,尽量用表情和动作,加以弥补。

  廖永和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行为触犯了蒙族人的禁忌。他感到羞愧难言,却又不得不向江西力的丈夫赔礼道歉。

  江西力却说:“你是汉人,这不能怪你,以后慢慢就会懂的。需要道歉的不是你,而是他!”她指着仍在气头上的丈夫。

  廖永和回到自己住的棚子时,江西力也跟了进来。依然为丈夫的非礼,向廖永和赔着不是。廖永和向江西力央求道:“阿妈,教我蒙古语吧!”

  江西力高兴地点着头说:“我正要向你说这事,你要是学会了蒙古语,出门方便不说,也会安全许多。”

  从第二天开始,江西力就用她有限的汉语知识,连说带比划,教起廖永和蒙古语来。为了生存,也为自身安全,廖永和学得十分上心。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二十三岁的一条汉子,竟然要从头学起了蒙古语。

  江西力教得十分有耐心。她从最简单的会话开始,比如,见到长者,或是遇到初次见面的人,蒙语中的“您好”,叫“他赛拜努”;一般性的问候“你好”,则说“赛拜努”。她还把蒙古人的日常用语,蒙古族的人情风俗,禁忌与喜好等等,一点一点地说给廖永和听。

  廖永和虽然参加革命较早,没学过几天文化,但是没学过几天文化的廖永和,悟性却极好,记忆力也很强,特别是有第一天的教训,他学得便更加刻苦,也很快。

  他终于明白:江西力丈夫喝酒时,为什么左手捧杯,右手无名指蘸一滴酒弹向上方,那是在祭天;第二滴酒弹向地面,那是在祭地;第三滴酒弹向前方,那是在祭祖。祭罢了天地和祖先,然后才一饮而尽。

  他终于明白:进入蒙古毡包,要盘腿围着炉灶坐在地毯上,炉西面是主人的居处,主人不上座不得随便坐;主人敬上奶茶,客人通常是要喝的, 不喝有失礼貌;吃奶制品也是这样,不要拒绝。人家门前烧有火堆,或挂有红布,说明里面有病人或有产妇,是忌外人进入的。蒙古族办丧事时忌红色也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也忌黄色。他们也过春节,不过,他们把春节称为“白节”;农历正月就叫“白月”,崇尚白色。这一点,倒是同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汉人逢到春 节,喜欢在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儿,在家里贴着喜气洋洋的红“福”字;结婚时,那就更了不得,新郎要戴大红花,新娘要顶红盖头,一对新人要牵着红绸儿,恨不得把里里外外装点得红光

一片。

  当然,这时廖永和也才知道,“蒙古”二字,在蒙语中是“永恒的火”。他从江西力阿妈的身上,就确实感受到了蒙古人那种火一般的热情,和草原一般宽广的胸襟。

  当时,廖永和的伤口仍有脓水流出,气味很重,江西力每天都过来为他洗伤、敷药,同时送来肉汤滋补身子。廖永和腿上的伤口在江西力的精心护理下,渐渐弥合,很快他也就能丢开棍子,在家里做些零活了。

  江西力一点没把廖永和当外人,她不仅教会他蒙古话,把丈夫一件大半新的蒙古袍和一双旧靴子给了他,把他打扮成了一个道地的蒙古人,还手把手地将修理蒙古靴子的手艺传给了他。

  但是,当廖永和的腿伤还没有完全好,江西力的丈夫却显出了奴隶主的派头,要他去放羊了。通常情况下,牧民都是骑着马去放羊的,廖永和还不能骑马,他也不会骑马,这样,羊群有时跑得太快,他就跟不上,放羊的第三天,便跑丢了两只羊。

  管家发现少了两只羊,暴跳如雷,抓起马鞭劈头盖脸地就朝廖永和打过来。几鞭子落下后,廖永和的身上就留下深深的鞭痕,鲜血染红了内衣。

  “不能打他!”江西力听到响声,奔了出来,护着廖永和,责备着丈夫。“嘎娃的伤才好,你再把他打伤,造孽啊!”

  管家放下了马鞭,却要廖永和在他面前跪下。

  廖永和可以接受鞭打,却决不下跪。

  管家拾起马鞭,抬手又要抽打,儿子尼玛跑过来一把夺下马鞭,说父亲这样做“太过分”,这事才算过去。

  这事刚刚过去,一件意外的事——其实也是早就料到的事,突然发生。

  这天廖永和正要出门去放羊,一群杀气腾腾的马家骑兵闯了过来。这是马步芳驻酒泉部队的副官马德福带着骑兵,来肃北的春牧场搜查被打散的红军官兵。江西力暗示廖永和不要说话,但闯进门来的骑兵却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审查。廖永和心里并不慌,因为他已经可以流利地讲出蒙古话,而且打扮成了蒙古 人,他用蒙语从容自如地回答了马匪的提问,因此有惊无险。因为这件事,他对江西力更加充满了感激之情。

  不过这事也给廖永和提了个醒:必须下决心忘记自己过去熟悉的汉人的语言和习俗,否则,稍有大意,随时都会大难临头。

  从那以后,廖永和再出去放羊,就越发小心了。为防止遇上马匪,他就把羊群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时就赶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为防止羊群丢失,他不得不咬着牙,忍着伤痛,去追赶羊群。常常是,一天下来,他要走很多的路,晚上回来,倒在床铺上,便不想再动,有时连饭也吃不下。

  春末夏初的肃北草原,其实有着很旎丽的风光。山顶上是皑皑白雪,山腰中则一片金黄,山脚下又是牧草如茵,百花缤纷;在银光闪烁的雪山之畔,溪流纵横,湖水荡漾。但是空旷无垠的苍穹和草原之间,常就只有廖永和一个人在牧羊。听惯了枪声、炮声和呐喊声的军人,兀然来到这无人之境,他会出现奇 怪的耳鸣,甚至还出现过可怕的幻觉,好像不知在什么时候,自己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他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切都是陌生的,又是恐怖的,充满着诱惑,正诱惑着他一步步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去处。

  每当这种时候,他就特别想念红军中那些可爱的战友们,想念大别山斑竹园的那些亲人,他们竟都离自己是那么的远,远得已是遥不可及。有时,他感到万念俱灰,~整天一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除去同羊群说话,除去和天上的云、远处的雪山以及从身边流过的小溪说话,他已经成了一个哑巴!

  有一天,江西力见廖永和一个人坐在棚子里,满脸凄楚,目光呆滞,就轻轻地走了过去,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胸前,说道:“嘎娃,我的孩子!莫要悲愁,佛会保佑你的,千万别胡思乱想,一切都会过去的。”

  廖永和像一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

  四年“苏武牧羊”似的生活,廖永和由一个刚烈血性的军人,变成了沉默寡言的汉子。随着江西力一家人不断地东迁,他也从甘肃肃北的牧场, 来到青海柴达木盆地边缘的德令哈牧区,生活几无变化,他除了牧羊,还是牧羊,好在他腿上的枪伤终于痊愈,而且还学会了骑马,他已经能够骑着马去更远的草原上牧羊了。

  两条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廖永和自然就想到了更多的自由。过去可以忍受的,甚至可以委曲求全的,现在显然不行了。一种改变命运的念头就突然冒了出来。是的,决不能再这样活着了!自己毕竟曾是一个拿枪的军人,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营长!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那种血性,那种渴望解放、渴望献身 的信念之火,重又在心中熊熊燃烧起来了!

  “必须逃出去!”

  “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是时候了,廖永和决心要行动了。

  一天,随管家外出的途中,廖永和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几间土屋,不由眼睛一亮。四年多来,所到之处,他看到的都是蒙古毡包,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土屋。看到土屋,他浑身的血液瞬间便燃烧起来。他知道,只有汉人才居住这样的土屋。

  他早从江西力丈夫的嘴里听说,一千两百多年前,唐朝高宗皇帝曾派薛仁贵出兵西域。薛仁贵是个“常胜将军”,尤其是“薛仁贵征东”更是出 了大名,可是当他率部向这一带西域高原快速挺进时,却出了麻烦,不少士兵因为高山反应,出现了急性肺水肿和心脏病,更多的则是眩晕、头痛、心慌、腹泻、疲乏,体力消耗过大,结果被吐蕃的军队围困在大非川,十万将士全军覆没。薛仁贵虽幸免一死,削职为民,唐朝的势力从此也退到了日月山以东。“十万汉军零落 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当年大量的汉兵就留在了这片青藏高原上。

  这段历史故事,管家是以一种傲慢的口吻,十分得意地说给廖永和听的。现在,廖永和看到了汉人居住的土屋,便不顾一切地向土屋奔去,他要去打听一下这些年外面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当年红军的去向和他们的生死存亡。

  他当时太激动了,完全忘记在身边的,不是慈祥的江西力,而是凶狠的管家。于是他放下手中的东西,迅速钻进齐腰深的草丛。但是他没有躲过管家鹞鹰般的目光,很快就被迎头截住。

  当廖永和看到管家截着自己的路,一脸阴沉地跳下马,并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沙柳棍时,才知道,灾难临头了。

  “我养了你五年,也拴不住你的心,还是要逃跑!”

  管家怒不可遏,手中的沙柳棍雨点般地落在廖永和的身上。

  这一次,管家空前的凶狠残暴,那又粗又硬的沙柳棍,每一次从管家的手中落下,都足以让廖永和致残。

  “跪下!”

  管家把棍子打断了,又一次命令廖永和跪在他面前。

  廖永和坚决不跪。

  管家又找来一根沙柳棍。

  廖永和这时已忍无可忍了。他指着管家,愤然说道:“如果你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管家不以为然地斜着眼,望着廖永和:“你不客气?不客气又能怎么样?”

  说着,他又把沙柳棍凶狠地打过来。廖永和一个闪身,躲过了沙柳棍,接着一把把沙柳棍牢牢地抓住。

  管家试了几次,也没能将沙柳棍从廖永和的手中夺过来。他吃了一惊,不知道廖永和的腕力如此之大。

他终于恼羞成怒,丢下沙柳棍,迅速取出身上的马鞭,他要下毒手了。但还没等他的鞭子甩起来,他扬起的右手就又被廖永和控制住,动弹不得。

  管家这才感到了恐惧。

  廖永和愤怒地说道:“你最好不要颠倒是非,这五年在你家我没有白吃白住,不是你养活我,而是我养活你!要说感激,我只感激江西力阿妈,是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如果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还想说什么?”管家狼狈地问。

  廖永和正色道:“希望你以后善待别人。心术不正,是要遭报应的!”

  江西力知道了这件事,气愤地对廖永和说道:“嘎娃,我的孩子!他竟把你打成了这样,他不是人,你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吧!”

  管家对廖永和也终于失去信心,这天他恶狠狠地对廖永和说道:“我知道你是红军,死都要回到部队去,你等着吧,我会成全你的!”

  第二天,管家找来了几个人,趁廖永和不防备,突然将他五花大绑了。江西力冲出来,哭着求他别干傻事,但管家分明已经铁了心,还是派人要把廖永和押到西宁去,交给马家军。

  谁也没想到,廖永和被押到巴音河畔时,忽然传来消息:有一股土匪出没于茶卡,堵住了去西宁的路。

  一听说前方有土匪当道,押送的人不敢贸然行动,又把廖永和押了回来。

  就在回来的当天夜里,廖永和被一阵密集的枪声震醒。起身一看,远处一个蒙古包正在起火。这样的事,廖永和已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了,他知 道这又是一起民族之间的骚乱。哈萨克人为抢占蒙古人的牧场和牛羊,双方正在火拼,哈萨克人似乎比蒙古人更强悍,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以蒙古牧民卷起毡包走人,重新去寻找家园告终。

  廖永和感到“远走高飞”的机会终于到了!

  趁着管家正忙着收拾东西,江西力突然来到廖永和面前,她塞给他十块银元,对他说:“嘎娃,我的孩子!离开苦海,去奔你的前程去吧!”

  因为夜色太暗,一开始,廖永和并不知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江西力,很是一惊,待认出是阿妈,又发现塞给他十块银元,他的心被猛地撞了一 下,禁不住涌出了泪水。在管家的马鞭和沙柳棍的恐吓下,他没有屈服,没有听命他的呵斥下跪——但是现在,他却直直地在江西力的面前跪下了。

  他哽咽着说:“阿妈,我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

  廖永和不仅跪下了,他还恭恭敬敬向这位蒙古阿妈磕了三个头,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然后,才起身,向黑暗中的草丛里奔过去。

  “嘎娃!”

  已奔进齐腰深草丛中的廖永和,忽又听到江西力在急促地呼唤,忙折回身,就见江西力牵着儿子尼玛平日爱骑的那匹枣红马,将缰绳递给了他,说:“孩子,快骑上它!”

  廖永和牵过马,眼里再次涌出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向阿妈祝福,最后道一声“保重!”然后飞身上马,消失在了无边的夜色之中。

  三、马音河畔的艳遇

  逃离虎口后,廖永和很快又陷入到另一种痛苦之中,这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

  他渴望回到部队去,但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不清楚。只知道当年没被打散的,去了新疆,但那已是四年多前的事,自己就是摸到新疆,新疆那么大,又到哪儿去找?

  如果去延安,延安离这儿有多远?路又怎么走?中途还会遇到多少险情?再说,都几年过去了,党中央的机关还会在那里吗?

  他甚至不知道红军的主力部队现在又在哪里?外面的形势究竟如何?

  在一切的一切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如果贸然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有一点他坚信不疑:红军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的!马步芳那么残忍地兜剿了西路军,红军是不会饶过他的。自古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君子报仇还十年不晚呢!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想到这些,他觉得不能盲目行动。好在自己已经习惯了蒙族人的生活,便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等待时机。

  廖永和改名黄永和,他在巴音河畔筑了个窑洞住了下来,开始从事起为蒙古牧民修补靴子的小手艺。

  他修靴子老少不欺,手艺也好,很受当地牧民的喜爱,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师傅”。

  “黄师傅”一声唤,让他找回了已失去多年的尊严。

  草原上的风雨难测,一天午后,忽然下起雷阵雨,雷声响得突然,雨也来得急,一来,雨点儿便豆粒般大,砸在地上叭叭响;于是它就好像一道雨帘儿,白蒙蒙的一片挂在窑洞的门口,将外面的一切都遮住。

  “这会儿,不可能有人来了!”廖永和正这么寻思着呢,就见跑进来一个满头满脸流着雨水的姑娘。她穿着长袍、高靴,束一条十分普通的彩带,两条浓浓的眉毛下,却闪动着一双乌黑漂亮的大眼睛。

  “我可以进来吗?”她很有礼貌地问。

  廖永和觉得面生,仍客气地说:“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对不起,我只是进来躲躲雨。”

  “请坐!”即便不是来修靴子,廖永和也不会拒绝。他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姑娘。

  姑娘四下张望,发现窑洞里只有一个小马扎,还在主人屁股底下坐着,无处可坐。唯有一处草铺,那是主人的床铺,她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过去坐,就呆立在门口不动。

  “铺上坐嘛!要不要擦一擦脸上的水?”廖永和起身取过一条很旧却洗得很干净的毛巾,递了过去。

  姑娘第一次这么近地与一个陌生男人单独在一起,她红着脸,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头上的雨水,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盘腿坐在草铺上。

  廖永和自从干起修靴这一行,再不像当年牧羊那样,找个说话的人也很难了,每天都会有蒙古牧民找上门来,有的,急等着靴子穿,你就得停下别人的活先为他忙,总不能让人家在一边干等着,渐渐地,他就学会了没话找话,同客人们拉起家常。

  他发现今天进来的这位蒙族姑娘,一直坐在那看着门外的雨水发着愣,于是就问:“你不是这巴音河一带的人吧?”

  姑娘点头说:

  “不是。我是特吉乃部落的,哈萨克人抢占牧场,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跑散了,找不到他们,我只好先找个人家帮工。”

  “这家人对你还好吧?”

  “什么好不好,能管吃管住就不错了,别的啥也没有。”

  廖永和知道姑娘现在的处境,与自己一年前一样,只是一个奴隶。早餐吃顿炒面,就一天都在外面放羊,晚上回来才能再吃到一顿青稞面;好在那时江西力阿妈对自己还不错,早晚两顿常常有干有稀,算是特殊照顾了。

  廖永和问:“那家人早上会给你喝奶茶,或是酸奶吗?”

  姑娘委屈地摇摇头:“我哪有那个福气,只能喝上清茶。”

  廖永和说:“不像话!我那会儿还能喝上奶茶,或是酸奶,晚上放羊回来还能吃上牛羊肉呢。”

  姑娘有些惊讶:“你也帮过工?那家牧主对你那么好?”

  这时,雨点儿变得更大更密了,并且起了风。伴着外面的风声雨声,廖永和和姑娘聊起了江西力阿妈是怎么怎么好,她的丈夫又是怎么怎么坏,自己又是怎么逃出来的故事。那一段经历,让他刻骨铭心,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直到把

那一段经历说完了,竞发现姑娘还在望着他,还在等着他往下说。他突然意识到今天说的话太多了。干吗要把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说给一个陌生人听呢?可是,他又无法控制自己要向这位陌生姑娘倾诉的欲望。

  其实,廖永和的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这位姑娘。也许是同病相怜,她居然发现,她和眼前这位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彼此就认识了。

  她开始偷偷打量起廖永和,发现小伙子长得方头大脸,两道卧蚕眉又粗又浓,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气,人显得很精神。她的心“怦”地动了一下。

  “师傅,”姑娘问,“怎么称呼你?”

  廖永和说:“我姓黄,就叫我黄永和吧。”

  “我叫格能。”姑娘自报家门。

  廖永和听了猛地抬起头,诧异地望着格能。他很奇怪,不敢相信。因为蒙古语的“格能”,就是“革命”的意思。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我是叫格能!”姑娘见廖永和有些怀疑,突然笑起来,然后眼睛不眨地盯着廖永和问:“我这名字不好吗?”

  廖永和忙说:“好,当然好!”

  他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低头时看到了格能脚上穿着的那双靴。

  有的地方已经破了。就指指她的靴子说:“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吧。”

  格能却说:“我自己补。”

  说着夺过廖永和手中的工具,飞针走线,不一会就把自己的靴子修整一新。

  廖永和不免一惊。他发现这是个很能干的蒙族姑娘,修靴子的手艺并不比他差。发现了这一点,心里不禁对这姑娘有了好感。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下来了。雨住,风止,窑洞内外一片寂静。格能忙穿上靴子,说了声“谢谢”,便慌慌张张离开了。

  一连几天,廖永和再没见到格能。他忽然感到心里有些空落落的,竟希望再下一场那天那样的雷阵雨,有了一场那天那样的雷阵雨,说不定就会跑进满头满脸流着雨水的格能来。但是,巴望着下场雨,可一连几天,天上就连一片乌云也没有,太阳光亮花花地照进窑洞来,让他十分失望。

  这一天,中午时分,依然是万里无云,有着大太阳,却有一个人走近了他的窑洞。听到脚步声,廖永和猜想,这准是来修靴子的客人,因为当时正忙着,他头也没抬就问了声好:“他赛拜努!”

  没想到,一声清脆的女声响了起来:“赛拜努!”

  廖永和一怔,急忙抬起头,原来是格能!她不说“他赛拜努”,而是说“赛拜努”,显然是在表示彼此已不再是头一回见面,无须再那么客气了。

  格能把一只装得鼓鼓的袋子送到廖永和的面前,说:“我发现你烧火用的牛羊马粪不多了,就给你拣了点当燃料。”

  这让廖永和兴奋不已。赶快站起来去做午饭。他知道帮人家牧羊,中午是没饭吃的,那几年,一到中午,他就渴望着太阳早早落山。这天他找出蒙古人款待贵客用的带肉的脊椎骨、半节肋骨和一段肥肠,为格能做了一顿美美的午餐。

  格能见了,红着脸,开始不好意思,廖永和带头吃,她也就跟着吃了起来。她确实饿坏了,而且,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她吃得很香,很馋。

  吃罢,她十分感激地对着廖永和双手合十,说道:“谢谢哥哥!”

  廖永和听得真真切切,她感谢的,不是那些来修靴子的蒙古人常喊的“黄师傅”,是在唤他“哥哥”。心中一热,忙说:“不要客气,你今后放羊的地方如果离这不远,中午就到我这来吃饭吧!”

  这以后,隔三差五地,格能就会赶到廖永和这里来吃顿午饭。但她决不白吃白喝,每次都会拣很多羊粪、牛粪或马粪来。

  慢慢地,两人就无话不谈了。廖永和于是就把自己的身世说了出来。他说,他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安徽省,在大别山的一个深山老林,在金寨县斑竹园的三河村。他说,自己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后来在河西战场上负了伤,掉了队。

  廖永和发现,他在讲自己的身世时,格能听得十分专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像是在听世界上最动人的一个故事。同时发觉,格能一来到他的窑洞里,自己就变得异常兴奋,不仅有说不完的话,干活也不会感到累。他知道炒米是蒙古人特有的食品,因此,买回来的炒米舍不得吃,要留到格能来了才吃。他知 道蒙古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一日不饮奶茶不行,所以每次他都会准备足够的奶茶,等着格能来了喝。

  格能当然也知道,只要到他这儿来,就准会有奶茶喝,她放羊的时候就特意采来许多野花、野果和叶子来煮奶茶。她还教会了廖永和怎么用鲜奶不需蒸馏经过发酵就制成奶酒。两人品尝着亲手制成的奶酒,尝上几口,人就醉了。

  廖永和在窑洞里呆久了,便想出去走走,到大草原上去,吸上几口新鲜的空气,闻闻花草的清香,晒一晒太阳。这天他特意带上格能最爱吃的炒面和干肉,主动去牧场找格能。

  格能的目力极好,十里之外就能分辨出人与兽,五里之内便可认清人的相貌。她一眼看见廖永和出现在牧场上,立刻扬鞭策马,奔了过来。

  奔到廖永和面前时,她没有停下来,而是旋风般围着廖永和转了个大大的圆弧,这才纵身下马。

  这一天的格能,虽然还是平日的装束,一如既往的蒙古姑娘具有的爽朗与热情,可是,这一天旋风一般来到面前的格能,廖永和好像还是第一次注意到,她身上不仅散发着草原清新的气息,新鲜奶酒的醇香,还有着马背上长大的蒙古姑娘特有的健美的体魄:那紧束的腰带勾勒出的迷人的身段,高原的风吹红 了的脸膛,以及隆起的胸脯凸显出的成熟的青春,都是那样地让廖永和心慌意乱。

  他掩饰地说:“你的骑术真好!”

  格能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像你们汉人,十岁娃娃都能骑马在草原上飞奔。”

  廖永和这时取出了炒面和干肉,两人高兴地吃了起来。吃完后,格能回到了马背上,对廖永和说:“你也上马吧!我们一起骑马走走好吗?”

  廖永和的心猛地跳了起来。自从离开江西力家,他卖了尼玛的那匹马,买回了修靴子的一套工具,已很久没有骑马了。他没有犹豫,也上了马背。

  格能嘴上说是“一起骑马走走”,然而,等廖永和坐稳了之后,她就让马跑了起来。

  那是一匹大白马,那大白马越跑越快,不一会,便四蹄不粘地似的,奔跑起来。

  但是格能还嫌不快,不断地扬鞭,她要让马在巴音河边的草地上飞起来。

  廖永和只感到高原上吹过来的风,在耳边呼呼响;蓝天上的白云,远处的雪山,以及巴音河的流水,全朝着自己飞奔而来。

  “慢点,慢点儿!”廖永和吃不消了,坐不稳了,他恳求道。

  “为什么?”格能头也不回地问,依然扬起了马鞭。

  “我要栽下去了!”廖永和紧张起来。

  格能生气地说道:“你是木头?就不会抱住我!”

  廖永和不得不抱着格能,他抱得紧紧的。

  紧紧抱着格能的廖永和,只感到热血贲涌。贲涌的热血,使他找回了一个男人的勇气。他贴着格能的耳朵,激动地说:“格能,嫁给我吧!,,

  格能听到了。她听得十分清楚。但她却装作没听清楚,让马速慢了下来。马速慢下来后,她才回头问道:“你在说什么呀?”

廖永和郑重其事地又说了一遍:“嫁给我吧!”

  格能让马完全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廖永和,嗔道:“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求婚?”

  廖永和不禁一愣:“难道你……”

  “我什么?”

  “已经有了?”

  “有了什么?”

  廖永和突然感到有些紧张。

  没想到,格能竟猛地转过身,紧紧地拥抱着廖永和,热烈地吻着廖永和。

  不知过了多久,廖永和才清醒过来,喃喃地说道:“其实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你不怕跟着我受穷吧?”

  格能说:“我不也一无所有吗?你能吃得下的苦,我都能咽下。”

  这时,廖永和觉得,为对格能负责,就应该向她公开自己真实的身份。于是说:“我是一个掉队的红军营长,万一被马匪发现了,你也不怕受牵连?”

  格能说:“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好人,跟着你我什么也不怕。”

  “要是我被抓去了呢?”

  “我就陪你一道去!”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两人就都无话可说了,于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以后,格能便不再去帮工了,她来到巴音河畔,住进了廖永和简陋的窑洞。两人选了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一个月亮又大又圆的晚上,以月亮为灯,天地为媒,窑洞为“洞房”,从此结成夫妻。

  廖永和拿出平日的积蓄,自己动手,建起了毡包,又买来两头黄牛、十多只绵羊,在疏勒南山南部的草原上,过起牧民的生活。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格能为廖永和生下一个男孩。格能为这个男孩起了个蒙族名字:扣肯。“扣肯”的蒙语就是“姑娘”,廖永和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好嘛!娶了个妻子叫“革命”,生了个儿子又叫“姑娘”——他知道,这位蒙古妻子还盼望今后再来个姑娘。

  四、不会说汉话的汉人

   一九四九年秋天,平静的日子被打破。

  一天,蒙古头人叶贝尔,带着他的手下,骑着马,背着枪,来到廖永和毡包的门前。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廖永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出门看个究竟。

  就见叶贝尔凶隼一般的目光逼视着他,突然问:“你曾经是红军的营长吗?”

  廖永和心中咯噔一跳,意识到,来者不善。不过,既然头人把话挑明了,他也就不打算隐瞒,坦率地说:“是,我当过红军营长!”

  叶贝尔挥舞着马鞭,当即就朝廖永和抽过来。说道:“算是一条汉子,承认就好!”

  廖永和侧身躲开了马鞭。这时听到了动静的格能也冲了出来,见叶贝尔的枪口正对准廖永和,不顾一切地扑到廖永和的前面,挡住枪口,指着叶贝尔责问道:“我们都是蒙古人,你为什么要打自己人?”

  叶贝尔说:“你是蒙古人,他不是!”

  格能上去抓住叶贝尔的枪,说:“他是我丈夫,是我孩子的爸,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叶贝尔用了很大的劲,才从格能的手里抽出枪。他警告道:“再胡闹,我对你也不客气了!”

  格能再次去抓叶贝尔的枪,她说:“我怀了他的孩子,你要打,就把我,还有我肚子里已有蒙古人血脉的孩子,一起打死吧!”

  叶贝尔真的就把枪口对准了格能,大声喊道:“滚开!否则,我要开枪了!”

  一场血腥的屠杀,眼看无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谁知,就在这时,从叶贝尔的背后,猛地传来一声冰冷的断喝:

  “住手!”

  叶贝尔的随从这才注意到,有一个人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叶贝尔的脑袋,全慌忙向这个人举起了枪。当叶贝尔发现了这个人时,同样免不了一惊:敢于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是巴音河一带有着“百步穿杨”好枪法的蒙古猎手戛戛尼玛。

  戛戛尼玛不客气地对叶贝尔头人说:“把枪放下!你要敢打我这位汉人朋友,我就崩了你!”

  叶贝尔知道,草原上的生禽猛兽没有不怕戛戛尼玛的,这是个敢作敢为、爱抱打不平的人,在巴音河有着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得罪了,惹急了,不定哪一天自己的脑袋搬家了都不知道。

  叶贝尔不得不命令他的手下收起枪。离开时,他对廖永和和格能说道:“今天就看在戛戛尼玛的面子上,我饶了你们,但限你们三天时间,必须搬到白水沟去住!”

  廖永和只好把家搬到白水沟。搬过去后,才发现,被迫搬到这儿来的并不止他们一家。白水沟是一处十分边远的山区,交通僻塞,进出不便,几乎与世隔绝。

  由于受到这次的精神刺激,格能怀着的第二个孩子,就在搬进白水沟的第三天流产了。然而,和这个不幸同时到来的,还有一条让廖永和感到振奋的好消息。

  这消息是戛戛尼玛带来的。他来到廖永和和格能的新家,悄悄告诉他们:“马步芳的军队被打垮了,青海省省城西宁解放了!”

  听到这个消息,廖永和直感到热血沸腾:“当真?”

  戛戛尼玛说:“千真万确!”

  “你是怎么知道的?”廖永和有些急不可待地问。

  “这两天打猎我去了趟黑水河,”戛戛尼玛说,“这消息已经在外面到处在传!”

  廖永和突然意识到地自言自语道:“叶贝尔头人一定是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戛戛尼玛说:“正是。正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才把你们赶到大山沟里,怕你们这些人会去通风报信。”

  格能惊喜地问廖永和:“是红军打回来了?”

  廖永和很有把握地说:“肯定是,不会错!”

  说罢,他放声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是啊,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天,格能炒了几样可口的下酒茶,廖永和与戛戛尼玛推杯换盏,为这好消息,两人放开了量,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

  送走戛戛尼玛以后,廖永和再也坐不住了。十二年了!十二年前,因为身负重伤,没追赶上西去的队伍;十二年来,忍辱负重,就是盼望有出头的这一天啊!盼望着打垮马家军,推翻独裁的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我要到西宁去看看。”廖永和很坚定地对格能说,“只是不知道这德令哈离西宁有多远,又往哪个方向走。”

  格能考虑了一下,说:“好。我替你去打听。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其中格鲁派的塔尔寺院,听说就在离西宁不远的湟中县,常有人去那儿烧香拜佛。”

  事也凑巧。格能很快就从一个熟人那里打听到,野马滩有一个牧主这几天正要去塔尔寺拜佛。她找到那个牧主,向他请求:“我丈夫也要去塔尔寺,他没去过,不认路,想跟你一道走。”

  牧主问道:“中间一千多里路呢,他愿意跑这么远吗?”

  “愿意,愿意!”格能马上表态。

  牧主想了想,又问:“他能为我赶骆驼吗?”

  格能说:“当然没问题。”

  那牧主又接着问:“他准备要多少‘脚钱’呢?”

  格能说:“分文不取。”

  牧主有些不理解,格能忙强调说明:“求神拜佛,首先得要心诚不是?”

  说得那牧主十分满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临出发的那一天,格能发现廖永和因为太激动,一宿没睡好,眼圈儿发暗,就替廖永和担起心来:“你要是找到了红军,再好不过;没找到,也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格能其实也是一夜没睡好,天不亮就爬起来,为廖永和准备一路上需要吃的炒面和肉干。

  廖永和上路时,格能带上儿子扣肯,一起骑

着马,为他送行。

  走到山口,廖永和要格能停住马,不许她再送了。格能流着泪,紧紧抱住还不太懂事的扣肯,一直把廖永和目送到她看不见的路的尽头。

  廖永和赶着骆驼,跟着牧主,沿着青海南山,穿过倒淌河,整整走了十八天,终于来到湟中县,来到了塔尔寺。

  塔尔寺果然名不虚传。廖永和从未见过如此雄伟壮观的寺院。寺内,古树参天,佛塔林立。主殿称作大金瓦寺,塔面包银镀金镶着珍宝,金碧辉煌;小金瓦寺为护法神殿,有数十尊佛像,庄严肃穆;其大经堂之大,更让廖永和吃惊不小,里面铺设的蒲团,足可供两千多个喇嘛集体诵经之用。

  廖永和跟着牧主到了塔尔寺,粗粗浏览了一下,就趁机走出寺院,来到湟中县城。

  自从西渡黄河在祁连山走失,十多年了,他这还是头一回自由自在地来到一个县城人头攒动的大街上。

  那天湟中县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廖永和不知道在台上讲话的,就是湟中县县委书记尚志田,尚志田的讲话赢得大家的一阵阵掌声。廖永和感到很热闹,也就挤进人群中,去认真听。但他无论怎样认真去听,也听不懂台上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事情。

  一个蒙族小伙子,上台为讲话人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从献哈达的蒙族小伙子的话里,廖永和才知道台上讲话的,正是这个县的共产党的书记。当他知道站在台上的就是共产党县委书记时,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他耐心地等着书记把话说完,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跟着书记,来到一个大院子里,最后走进 一间办公室。

  直到县委书记尚志田在那间办公室坐下,这时,廖永和终于冲了过去,抓住尚志田的手,激动地说道:“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廖永和的这番举动,让尚志田一懵。他打量着抓住自己手的这个男人,身着蒙古长袍,脚蹬蒙古高靴,说着他一句也听不懂的蒙古语,开始有点奇怪。但他很快从对方的表情上猜出,这是人家表示着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解放大军解放了他们。

  尚志田和颜悦色地问廖永和:“会说汉话吗?”

  “汉话?”廖永和生硬地复述着这两个字,摇了摇头。他已经不知道“汉话”二字是为何物。

  站在边上的同志比划着,指着廖永和的长袍和高靴,问道:“你是蒙古人?”

  廖永和一直在回忆着“汉话”二字的意思,蓦地,想起来了,忙指着自己的胸脯,尽管十分生硬,且不连贯,但吐字还是准确的,他说:“我,汉人!”

  “你是汉人?”尚志田十分惊诧,“那你怎么说不好汉话了呢?”

  廖永和茫然地望着尚志田,不知他又在问什么。直到这时,他才痛切地发现,他已经听不懂汉话,更不会说汉话了。他居然把自己的母语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十分震惊,又痛苦极了。甚至,感到了恐惧。

  尚志田看见廖永和如此伤心,就让他先坐下来,为他倒了杯水,用十分缓慢的语速询问道:“你原先是哪里人?”

  “原先——”廖永和觉得这两个字很熟悉,但想了又想,却想不起来了。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我是说,你从前?”

  “从前?”廖永和同样感到这是很熟悉的两个字,可就是与这两个字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不透明的毛玻璃,模模糊糊,不知所以。

  “以往,以往!听得懂吗?”

  廖永和依然摇着头。

  “那么,过去呢?”

  廖永和忽然一怔,他显然感到十分耳熟,望了一会儿天花板,最后自责地苦笑了一下。

  尚志田寻思着,一连说出许多相似的汉语词汇,于是他耐着性子一一问道:“你——以往、先前、早先、最早、最初、当初是在什么地方?”

  廖永和的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涨红了脸,不得不回答道:“麦德赫拐。”

  因为廖永和说的又是蒙语,他的回答其实是“不知道”,所以又轮到尚志田茫然地望着廖永和,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尚志田没辙了。

  尚志田几乎把可以想得到的这一类的汉字,全问到了,廖永和仍是一问三不知,他的脑袋也大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他也不敢相信,一个汉族男人,穿着蒙古的长袍和蒙古的高靴,说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居然连一句汉话也听不懂、说不好了!

  但是,廖永和却从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反复问着的一些汉字,很快意识到,人家可能是要知道自己落户青海以前是在哪儿,又在干什么。

  终于,有两个汉语词汇,从他的记忆中冒了出来。他指着自己说:“大别山!红军!”

  尚志田终于听到这位身著蒙袍的汉族男人说出汉话了,却又由不得为之一惊。如果此人是当年“大别山”的“红军”,他就应该是西路军被打散时流落在青海的红军老战士,而自己不过是一九三八年才从河北省任丘县老家参加的八路军,革命资历倒是“自愧弗如”了!

  他饶有兴趣地想进一步同廖永和交谈,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事向省委、省军区作了汇报。随后,他就为廖永和写了一封亲笔信,要廖永和去西宁,直接去找廖汉生。

  率部解放西宁重镇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军政委正是湖南省桑植县土家族人廖汉生。西宁解放后他即出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省军区政委。得知有一位西路军的汉族老战士,因为呆在当地时间太久,竟然一句汉语也说不了,很是惊愕,就准备亲自过问这件事。

  廖永和来到省城西宁,找到省军区,见到廖汉生时,他和见到湟中县委书记尚志田一样,激动地抓住廖汉生的手,说了许多话,说得很激动;廖汉生也像尚志田一样,一句话也听不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廖汉生确实很难相信,一位汉族老战士,竟连一句汉话也说不好,这不禁让他大感蹊跷,拍案称奇。

  这时的廖永和心里明白,他面前的这位军人准是一位大首长,发现也听不懂他的话,他急得抓耳挠腮,好像喉管里突然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塞得他要窒息,他极力用手比划着,结果,一切努力全无济于事。

  廖汉生说:“同志,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找一位懂蒙语的人来。很快,军区政治部就找来一位蒙语翻译,通过翻译,廖汉生一切都明白了。他颇有感慨地说道:“廖永和同志,这些年你受苦了。我和你是差不多同年参加革命,只比你早一年入党。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相信;但你也要设法提供出证明人,配合组织上,尽早把自己的问题搞清。”

  翻译把廖政委的意思告诉廖永和,廖永和一下傻了眼。

  “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失散了,我到哪去找证明人呢?”廖永和忙作解释。

  然而这种解释是苍白的。廖汉生摇了摇头,让翻译把他的意思告诉廖永和:“没有证明人,你从哪儿来,还要回到哪儿去!”

  廖永和听了,有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他几乎是绝望地,万分无奈地哭述道:“我从千里之外的德令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走了整整十八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原以为找到了家,可你们却不相信我,我就只能再去做奴隶么?”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把当年所在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三六八团军、师、团三级首长的名字,一口气全报了出来。

  廖汉生只看到廖永和一直在声泪俱下地叙说

着,却不知他到底在叙说些什么,待翻译把廖永和的话译完,他被深深打动了。尽管,他一时也无法确认廖永和的真实身份,可是廖永和报出的那些人的名字,有不少他都听说过,有的甚至是相当熟悉的,特别是,西路军被打散了之后,沦为奴隶的廖永和孤独地在这异域草原 生活了十多年;现在他从德令哈千里迢迢,走了十八天,来寻找“当年的红军”——凭经验,他相信这些应该是真实的,廖永和奔涌而出的泪水更是真实的。

  他沉吟了一下,遂通知省民族部部长周仁山:“仁山同志,你把找到我这里来的廖永和同志,收进青年干部培训班让他参加学习吧!”

  廖永和见到周仁山的第一面,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没想到,年轻英俊的周仁山部长一见面,竞用纯正的蒙古语向他打着招呼。后来才知道,周仁山是甘肃华亭县人,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就长期在内蒙地区搞统战工作;他的爱人黄静波,便是蒙古族,并且曾在延安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过。

  周仁山将廖永和带到了“青年干部培训班”。

  设在西宁的这个“青年干部培训班”,其实就是今天青海民族学院的前身。当时学员来自各个民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培训本地区基层干部的一个摇篮。

  周仁山知道廖永和已听不懂、说不好汉话,但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还是把他编入到了汉人小组。

  廖永和终于又一次回到了集体的生活,竟有一种隔世之感,感受到了久违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现在,他每天就“泡”在一群汉人中间,言必说汉话,耳濡目染,慢慢地又恢复到早先的感觉,不仅重新熟悉起汉话,而且还努力地钻研起汉文化来。

  当时训练班的学员成分很复杂,混进蒙人小组的,就有一个来自奴隶主的学员。这个学员不仅在蒙人中散布谣言,知道廖永和的情况后,竟跑到汉人小组来煽动廖永和,说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马步芳的部队迟早会打回来,一旦打回来,首先要杀“二转子”。廖永和知道这人说的“二转子”,是指今天的积极分子。那时。青海境内从甘肃省退下来的马步芳的八十二军、一二九军,虽然绝大多数的官兵已经缴械投降,确也有一些师、团军官,抱有幻想,他们玩 弄假投诚,常趁我不备,突然发生叛乱,甚至还有不少顽固到底的地方反动势力,在各州蠢动。因此这些谣言一经传播,便传播得很快,在训练班里引起了一定的混乱。

  在此关键时刻,廖永和毫不含糊地站了出来,检举揭发了那个奴隶主,平息了这场风波,受到省委省军区的通令嘉奖。次年三月,廖永和被重新批准入党;五月,干部培训班正式结业。

  为期八个月的培训班结业后,周仁山部长亲自为廖永和送行。周仁山握着他的手,说:“廖政委把你介绍到干训班,真是‘慧眼识珠’啊!”

  周仁山说,青海是个多民族的区域,仅德令哈就有蒙、藏、回、汉、土族和哈萨克十多个民族。你廖永和已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不仅适应了那儿的自然环境、饮食习惯,而且对各民族的情况也十分熟悉。

  周仁山说到高兴处,捅了廖永和一拳头,说道:“你这样的人才,我们是打着灯笼在找啊,你却自个儿送上门来啦!”

  这次回德令哈,组织上任命廖永和为德令哈区区长,同时为他配备了一位秘书,两匹马,两杆枪,和一百发子弹。廖永和就凭着这些“本钱”,满怀信心地,要“杀”回到依然是王爷、头人、牧主当道的德令哈去开展工作了。

  任务之重,环境之险恶,这是不用说的,但有了组织对自己的信赖,前面横着的是一座刀山、一片火海,他也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了。

  配备的这位秘书,是才出校门的年轻学员,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锤炼,离开西宁,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程,听说过了日月山,再向西行,便将要进入到人烟稀少、空旷荒凉的海西地区,他被吓住了,不想再往前走,闹着要回西宁省城。

  廖永和并不意外,却很为难。他坦诚地对秘书说:“我不会强留你,也不是吓唬你,你如果现在回去,我没意见,就怕你已经回不去了!”

  “为什么?”秘书有些惊恐。

  廖永和说:“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老窝,你一点作战经验没有,一个人万一撞上了,肯定是凶多吉少。”

  “那怎么办?”

  “这只能由你自己决定。”

  “那——”秘书没有了主张。

  廖永和千干脆脆说道:“还是铁下心来,跟着我廖永和一条道走到底吧!”

  别无选择。秘书只好跟着廖永和继续赶路。不过他仍不无忧虑地问:“廖区长,德令哈区的区政府,你知道在哪儿吗?”

  廖永和笑着说道:“天知道,地知道。”

  秘书不免奇怪:“什么意思?”

  廖永和说:“我们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区政府!”

  秘书越听,越糊涂,还想再问一些别的,就只见廖永和忽然扬鞭策马,一阵疾风般地朝前奔去了。

  “等等,等等,区长!”

  廖永和离开妻子和儿子,一晃,八个多月了。此刻的廖区长早已是归心似箭了!

  五、五十封家书有去无回

   八个多月,二百六十多天,格能听不到廖永和的一点儿消息,她的心也急烂了,人都要急疯了。她找到当时去塔尔寺烧香拜佛的那个牧主,牧主说,他们一道走了十八天,走到了湟中县的塔尔寺,他忙着去拜佛,回头再找廖永和,就不见人影了。

  格能惊恐地望着牧主:“他跑丢了?”

  牧主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回到家里后,格能想,一个南征北战闯荡过来的红军营长,怎么会跑丢呢?就猜想孩子爸准是找到自己部队了,部队的事情脱不开身,没有消 息,是因为不便联系,不说这儿的交通有问题,邮路不通,即便通了邮路,到今天德令哈还是王爷和头人的天下,再说马步芳的残余势力还时有出没,你叫他怎么带话?又托谁带话?

  想到这一层,格能也就宽了心。她每天有事无事都骑着马,带上儿子扣肯,沿着山脚下的那段草地,去白水沟通往外面的那个路口,迎接廖永和的归来。

  她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归来,但她每天都要重复着做这样一件事。

  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地,来来去去数不清跑了多少回,硬是被她骑的马踏出了一条光光的小道。

  就这样,从秋望到冬,从春望到夏,终于,这天她发现大路的尽头有两匹马飞奔而来。

  格能的心一阵狂跳,她想可能是廖永和回来了!可是随着人影越来越近,她的心就冷了下来。她分明看出,马上的人穿的不是蒙古长袍,是她从没见过的一种汉人服饰,身后还背着枪;另一个的装束同奔在前面的人一模一样,也背着枪。

  格能感到了又一次失望。

  就在格能失望地要转过身时,她的心~紧。她忽然发现两个人一齐向自己高高地扬起了手,大声地喊叫着。

  “是他,孩子爸!”格能终于看清廖永和的脸,终于听出廖永和熟悉的声音!

  “扣肯,抱紧我!”格能回头唤了一声儿子就迎了上去,把马骑飞了。

  她终于来到廖永和面前,吃惊地发现,廖永和一下变得年轻了,变得神采飞扬,英姿飒爽了!她很激动。但说出来的话竟然是:“你还活着?没让草原上的狼叼了去?”

  还没等廖永和回答,又急不可待地问:“找

到红军了吗?”

  廖永和响亮地答道:“找到了!”

  “什么时候开到德令哈来呀?”

  “已经来啦!”

  “已经到了巴音河?”

  “不,就已经在你的面前!”

  格能指了指同廖永和一道来的秘书:

  “他就是?”

  秘书听不懂二人的蒙语对话,但他还是指了指自己,客客气气地回应了几句。可他说的是汉话,格能又听不懂。

  这时廖永和就把秘书的话翻译了一下:“他说他是我的秘书,说我现在已是德令哈区政府的首任区长!”

  格能眼睛睁得老大,有些不相信:“区政府在哪儿呢?”

  廖永和的回答,让格能更是吃了一惊:“区政府就在咱的毡包里呀!”

  格能生气了。说:“你在骗我!”

  秘书又说了,于是廖永和又笑着把秘书的话翻译了一遍:“他在告诉你,廖区长说的全是真的!”

  格能依然将信将疑。想了想问:“住在白水沟,那么偏僻,你怎么工作啊?”

  廖永和说:“咱明天就搬回到原先的巴音河去。现在的德令哈已经不是王爷和头人说了算,往后很多农牧民会到咱们的家里来说事,你可要好好接待啊!”

  回到巴音河畔老地方,廖永和急着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戛戛尼玛商议,并让他牵头组织起自己的一支武装。他深知,王爷和头人尚在,土匪和马步芳的残余人员尚在,奴隶制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敌对势力不会对新生的区政府袖手旁观。

  好在,正如周仁山所言,廖永和在都兰、乌兰、德令哈一带生活了多年,非常熟悉这里的乡情民意,知道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些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他很快就从农牧民中建起一支民兵的队伍。尽管,民兵手里有的只是打猎用的土铳,却因为领头的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戛戛尼玛,还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的。

  有民兵队伍从旁相助,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已到达青海,解放了西宁周边地区,这强大的舆论背景,无疑给廖永和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廖永和和他的秘书,于是就开始在农牧民中间,包括去王爷和头人那里,宣传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宣传人民政府各民族大团结的政策。

  工作刚刚开了个头,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了一件荒唐事。一天,索南却杰力王爷的管家,找到廖永和,说马步芳的三千人马近日要借道德令哈,要区政府负责接待一下。

  廖永和一听,觉得好笑。他想,索南却杰力显然还在做梦,以为德令哈地盘上的一切仍是他当家,共产党的机构也得听他的吧。王爷难道不知道,马步芳大势已去,他已无须再去讨好了?不知道共产党和马家军本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很显然,此王爷“难得糊涂”地,把这样一次棘手的“接待”,任务 交给他,其意无非是既给才“开张”的区政府出难题,又借马匪吓唬吓唬他廖永和;当然,如果共产党的区政府同马家军打了起来,他们不仅可以看热闹,还能够坐 收渔利。真可谓用心良苦!

  廖永和于是和戛戛尼玛分析:称马步芳“借道”德令哈的人马有三千之众,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因为,马步芳的主力部队已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了,就是从甘肃或是新疆退到青海来的,也只能是些残兵败将,不可能会有上千人;从他们事前给德令哈的王爷打招呼这一点来看,就说明他们是从自身的安全上考虑,由此判断,更不会有多少人,否则,来者之众,他们哪里会把一个区区王爷放在眼里?

  当晚,他让秘书通知民兵开会,决定将计就计,来它个“牛刀小试”。

  民兵听说马步芳有三千人马要来德令哈,一个个顿时变了脸色:“区长,咱们这几十个人,十几杆枪,能打赢他们吗?”

  廖永和笑道:“你们真的认为他马步芳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兵马吗?”于是他把自己的分析说给大伙听。然后才说:“打仗,不光在人多,也不光 在武器好,我们汉人常爱说一句话,就是:‘一人拼命,十人难挡’;用兵家话说,这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首先咱要有敢于打赢这一仗的决心和勇气。你们 想想看,原马步芳、马鸿逵就有六个军二十二个师十七八万人,他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几乎被打光了,剩下的早成了惊弓之鸟。”

  大家发现,他们熟悉的这位修靴的师傅,竞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提起打仗,两眼放光,说出来的话也头头是道,掷地有声。

  “大家说,还有没有信心啊?”廖永和猛地往起一站,望着大家问道。

  这时大家齐声应:“有!”

  “当然,”廖永和见到会的各位已是士气高昂,便进一步说道,“咱也不能只凭胆子大,不怕死,还要斗智。”

  这天,他挑选了两个机灵的民兵,化装成索南却杰力的信史,深入到“借路”的马匪的临时住地,谎称王爷已在一处等候,有要事同他们商议。

  两个民兵到了马匪的匪巢,方才知道,廖永和的判断十分准确,这的确只是一支残匪,官兵加在一起,不过十九个人。他们是马家军驻新疆部队的长官和新疆地方的官员组成的“反共救国军”成员,为首的,是号称“反共救国军第二师”师长鲜正文。他们在东疆叛乱时,被解放军击溃,现在企图东窜,去参加青海湟中县即将秘密组织的一次武装暴动。

  鲜正文刚到达德令哈,正在设法寻找依托,一听说德令哈王爷索南却杰力主动约见他,自然喜出望外。既然“有要事商议”,就说明对方有事相求,既然有事相求,那他就能在德令哈的王爷这里讨到好处。于是,他立即带了一名团长做随员,同两位“王爷信史”一道赶往约定地点。

  走进一处毡包时,鲜正文才傻住了。

  他发现毡包里并没有什么王爷,等待他的竟是一群蒙古牧民。在这群蒙古牧民中,当然会有廖永和和戛戛尼玛。戛戛尼玛的枪口,已对着了他;其余牧民手中的枪,也分别对准了他和他的团长。

  没等鲜正文和他的团长反应过来,他们腰间的手枪,就已被廖永和“解决”了。

  等到鲜正文和团长知道中了计,一切都晚了。

  不过,鲜正文到底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了,他并没慌乱,一张黑黢黢的脸上,透出镇定与威严。他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廖永和逼视着对方,用他已经恢复了的汉话字正腔圆地说道:“我们就是当年的西路军!鲜师座大概没有想到吧?”

  鲜正文不由一个冷战。他警惕地上下打量着廖永和:“你们想干什么?”

  廖永和哈哈大笑,然后盯着鲜正文反问道:“你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我倒想知道,你们还想要干什么?”

  鲜正文依然抖着威风,说:“当年的西路军,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么,没想到还能有‘咸鱼翻身’的一天。当然,现在看上去我们是有些‘山穷水尽’的样子,但你可以笃定,我们就不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廖永和指着鲜正文身上那套已被弹片划得很是狼狈的军服,调侃地问道:“难道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二十八个师十多万人都被消灭,就凭你们几个散兵游勇,还能成就大气候?”

  鲜正文被廖永和的话噎住。他瞅了一眼周围端着土铳的民兵,很快又强硬地说道:“你们最后能不能站得住脚,还真不敢说!”

  廖永和不想再同他这样扯下去,对于执迷不悟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针见血,击中对方的痛

处。他问鲜正文:“如今,不要说你们的马步芳,蒋介石又如何?他不也躲到了台湾的那个小岛上,整个中国大陆就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你说,不敢正视这个现实的,是你,还是我?”

  鲜正文彻底无语。愣了半晌,他问廖永和:“你们准备怎么办?”

  廖永和于是向鲜正文宣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明确表示:“交出你的全部成员,向人民投降,否则,后果你应该是知道的!”

  鲜正文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终于垂下了头。

  在场的民兵,虽然听不懂区长同敌师长都说了些什么,但看得出,开始时敌师长还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廖区长没费一枪一弹,仅凭唇枪舌剑,就把敌师长“拿下”了,不得不对廖永和肃然起敬。

  这时就见廖永和有力地抓住鲜正文的一只手腕,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来,示意要他发话。

  鲜正文吃惊地望着廖永和,惊叹廖永和的腕力之大,抓得他一点动弹不得。他终于很不情愿地开口了,对他的团长说:“去吧,把我们的队伍带过来。”

  一切都在按照事先的计划进行。毡包里除留下廖永和和戛戛尼玛,其余的十多个民兵,由秘书带队,跟着已被缴械的敌团长,骑马前往马匪的住地。到了住地,秘书命令敌团长让大家集合,就在大家集合的时候,几个民兵迅速冲进他们下榻的毡包,把毡包内的枪支弹药一扫而光。

  当鲜正文见到他的部属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押了进来,既感无可奈何,又心生几分敬意,他问廖永和:“这位先生,我应该怎样称呼你?”

  廖永和猜出了对方的心思,直言相告:“本人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

  廖永和愤怒地说道:“你最好不要颠倒是非,这五年在你家我没有白吃白住,不是你养活我,而是我养活你!要说感激,我只感激江西力阿妈,是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如果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还想说什么?”管家狼狈地问。

  廖永和正色道:“希望你以后善待别人。心术不正,是要遭报应的!”

  江西力知道了这件事,气愤地对廖永和说道:“嘎娃,我的孩子!他竞把你打成了这样,他不是人,你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吧!”

  管家对廖永和也终于失去信心,这天他恶狠狠地对廖永和说道:“我知道你是红军,死都要回到部队去,你等着吧,我会成全你的!”

  第二天,管家找来了几个人,趁廖永和不防备,突然将他五花大绑了。江西力冲出来,哭着求他别干傻事,但管家分明已经铁了心,还是派人要把廖永和押到西宁去,交给马家军。

  谁也没想到,廖永和被押到巴音河畔时,忽然传来消息:有一股土匪出没于茶卡,堵住了去西宁的路。

  一听说前方有土匪当道,押送的人不敢贸然行动,又把廖永和押了回来。

  就在回来的当天夜里,廖永和被一阵密集的枪声震醒。起身一看,远处一个蒙古包正在起火。这样的事,廖永和已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了,他知道这又是一起民族之间的骚乱。哈萨克人为抢占蒙古人的牧场和牛羊,双方正在火拼,哈萨克人似乎比蒙古人更强悍,遇到这种情况,多半是以蒙古牧民卷起毡包走 人,重新去寻找家园告终。

  廖永和感到“远走高飞”的机会终于到了!

  趁着管家正忙着收拾东西,江西力突然来到廖永和面前,她塞给他十块银元,对他说:“嘎娃,我的孩子!离开苦海,去奔你的前程去吧!”

  因为夜色太暗,一开始,廖永和并不知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江西力,很是一惊,待认出是阿妈,又发现塞给他十块银元,他的心被猛地撞了一下,禁不住涌出了泪水。在管家的马鞭和沙柳棍的恐吓下,他没有屈服,没有听命他的呵斥下跪——但是现在,他却直直地在江西力的面前跪下了。

  他哽咽着说:“阿妈,我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

  廖永和不仅跪下了,他还恭恭敬敬向这位蒙古阿妈磕了三个头,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然后,才起身,向黑暗中的草丛里奔过去。

  “嘎娃!”

  已奔进齐腰深草丛中的廖永和,忽又听到江西力在急促地呼唤,忙折回身,就见江西力牵着儿子尼玛平日爱骑的那匹枣红马,将缰绳递给了他,说:“孩子,快骑上它!”

  廖永和牵过马,眼里再次涌出泪水,他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向阿妈祝福,最后道一声“保重!”然后飞身上马,消失在了无边的夜色之中。

  三、马音河畔的艳遇

  逃离虎口后,廖永和很快又陷入到另一种痛苦之中,这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

  他渴望回到部队去,但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不清楚。只知道当年没被打散的,去了新疆,但那已是四年多前的事,自己就是摸到新疆,新疆那么大,又到哪儿去找?

  如果去延安,延安离这儿有多远?路又怎么走?中途还会遇到多少险情?再说,都几年过去了,党中央的机关还会在那里吗?

  他甚至不知道红军的主力部队现在又在哪里?外面的形势究竟如何?

  在一切的一切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如果贸然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有一点他坚信不疑:红军的队伍一定会打回来的!马步芳那么残忍 地兜剿了西路军,红军是不会饶过他的。自古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君子报仇还十年不晚呢!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想到这些,他觉得不能盲目行动。好在自己已经习惯了蒙族人的生活,便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等待时机。

  廖永和改名黄永和,他在巴音河畔筑了个窑洞住了下来,开始从事起为蒙古牧民修补靴子的小手艺。

  他修靴子老少不欺,手艺也好,很受当地牧民的喜爱,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师傅”。

  “黄师傅”一声唤,让他找回了已失去多年的尊严。

  草原上的风雨难测,一天午后,忽然下起雷阵雨,雷声响得突然,雨也来得急,一来,雨点儿便豆粒般大,砸在地上叭叭响;于是它就好像一道雨帘儿,白蒙蒙的一片挂在窑洞的门口,将外面的一切都遮住。

  “这会儿,不可能有人来了!”廖永和正这么寻思着呢,就见跑进来一个满头满脸流着雨水的姑娘。她穿着长袍、高靴,束一条十分普通的彩带,两条浓浓的眉毛下,却闪动着一双乌黑漂亮的大眼睛。

  “我可以进来吗?”她很有礼貌地问。

  廖永和觉得面生,仍客气地说:“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对不起,我只是进来躲躲雨。”

  “请坐!”即便不是来修靴子,廖永和也不会拒绝。他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姑娘。

  姑娘四下张望,发现窑洞里只有一个小马扎,还在主人屁股底下坐着,无处可坐。唯有一处草铺,那是主人的床铺,她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过去坐,就呆立在门口不动。

  “铺上坐嘛!要不要擦一擦脸上的水?”廖永和起身取过一条很旧却洗得很干净的毛巾,递了过去。

  姑娘第一次这么近地与一个陌生男人单独在一起,她红着脸,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头上的雨水,然后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盘腿坐在草铺上。

  廖永和自从干起修靴这一行,再不像当年牧羊那样,找个说话的人也很难了,每天都会有蒙古牧民找上门来,有的,急等着靴子穿,你就得

停下别人的活先为他忙,总不能让人家在一边干等着,渐渐地,他就学会了没话找话,同客人们拉起家常。

  他发现今天进来的这位蒙族姑娘,一直坐在那看着门外的雨水发着愣,于是就问:“你不是这巴音河一带的人吧?”

  姑娘点头说:“不是。我是特吉乃部落的,哈萨克人抢占牧场,我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跑散了,找不到他们,我只好先找个人家帮工。”

  “这家人对你还好吧?”

  “什么好不好,能管吃管住就不错了,别的啥也没有。”

  廖永和知道姑娘现在的处境,与自己一年前一样,只是一个奴隶。早餐吃顿炒面,就一天都在外面放羊,晚上回来才能再吃到一顿青稞面;好在那时江西力阿妈对自己还不错,早晚两顿常常有干有稀,算是特殊照顾了。

  廖永和问:“那家人早上会给你喝奶茶,或是酸奶吗?”

  姑娘委屈地摇摇头:“我哪有那个福气,只能喝上清茶。”

  廖永和说:“不像话!我那会儿还能喝上奶茶,或是酸奶,晚上放羊回来还能吃上牛羊肉呢。”

  姑娘有些惊讶:“你也帮过工?那家牧主对你那么好?”

  这时,雨点儿变得更大更密了,并且起了风。伴着外面的风声雨声,廖永和和姑娘聊起了江西力阿妈是怎么怎么好,她的丈夫又是怎么怎么坏,自己又是怎么逃出来的故事。那一段经历,让他刻骨铭心,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直到把那一段经历说完了,竞发现姑娘还在望着他,还在等着他往下说。他突然意识 到今天说的话太多了。干吗要把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说给一个陌生人听呢?可是,他又无法控制自己要向这位陌生姑娘倾诉的欲望。

  其实,廖永和的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这位姑娘。也许是同病相怜,她居然发现,她和眼前这位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彼此就认识了。

  她开始偷偷打量起廖永和,发现小伙子长得方头大脸,两道卧蚕眉又粗又浓,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气,人显得很精神。她的心“怦”地动了一下。

  “师傅,”姑娘问,“怎么称呼你?”

  廖永和说:“我姓黄,就叫我黄永和吧。”

  “我叫格能。”姑娘自报家门。

  廖永和听了猛地抬起头,诧异地望着格能。他很奇怪,不敢相信。因为蒙古语的“格能”,就是“革命”的意思。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我是叫格能!”姑娘见廖永和有些怀疑,突然笑起来,然后眼睛不眨地盯着廖永和问:“我这名字不好吗?”

  廖永和忙说:“好,当然好!”

  他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低头时看到了格能脚上穿着的那双靴。

  有的地方已经破了。就指指她的靴子说:“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吧。”

  格能却说:“我自己补。”

  说着夺过廖永和手中的工具,飞针走线,不一会就把自己的靴子修整一新。

  廖永和不免一惊。他发现这是个很能干的蒙族姑娘,修靴子的手艺并不比他差。发现了这一点,心里不禁对这姑娘有了好感。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下来了。雨住,风止,窑洞内外一片寂静。格能忙穿上靴子,说了声“谢谢”,便慌慌张张离开了。

  一连几天,廖永和再没见到格能。他忽然感到心里有些空落落的,竟希望再下一场那天那样的雷阵雨,有了一场那天那样的雷阵雨,说不定就会跑进满头满脸流着雨水的格能来。但是,巴望着下场雨,可一连几天,天上就连一片乌云也没有,太阳光亮花花地照进窑洞来,让他十分失望。

  这一天,中午时分,依然是万里无云,有着大太阳,却有一个人走近了他的窑洞。听到脚步声,廖永和猜想,这准是来修靴子的客人,因为当时正忙着,他头也没抬就问了声好:“他赛拜努!”

  没想到,一声清脆的女声响了起来:“赛拜努!”

  廖永和一怔,急忙抬起头,原来是格能!她不说“他赛拜努”,而是说“赛拜努”,显然是在表示彼此已不再是头一回见面,无须再那么客气了。

  格能把一只装得鼓鼓的袋子送到廖永和的面前,说:“我发现你烧火用的牛羊马粪不多了,就给你拣了点当燃料。”

  这让廖永和兴奋不已。赶快站起来去做午饭。他知道帮人家牧羊,中午是没饭吃的,那几年,一到中午,他就渴望着太阳早早落山。这天他找出蒙古人款待贵客用的带肉的脊椎骨、半节肋骨和一段肥肠,为格能做了一顿美美的午餐。

  格能见了,红着脸,开始不好意思,廖永和带头吃,她也就跟着吃了起来。她确实饿坏了,而且,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她吃得很香,很馋。

  吃罢,她十分感激地对着廖永和双手合十,说道:“谢谢哥哥!”

  廖永和听得真真切切,她感谢的,不是那些来修靴子的蒙古人常喊的“黄师傅”,是在唤他“哥哥”。心中一热,忙说:“不要客气,你今后放羊的地方如果离这不远,中午就到我这来吃饭吧!”

  这以后,隔三差五地,格能就会赶到廖永和这里来吃顿午饭。但她决不白吃白喝,每次都会拣很多羊粪、牛粪或马粪来。

  慢慢地,两人就无话不谈了。廖永和于是就把自己的身世说了出来。他说,他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安徽省,在大别山的一个深山老林,在金寨县斑竹园的三河村。他说,自己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后来在河西战场上负了伤,掉了队。

  廖永和发现,他在讲自己的身世时,格能听得十分专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像是在听世界上最动人的一个故事。同时发觉,格能一来到他的窑洞里,自己就变得异常兴奋,不仅有说不完的话,干活也不会感到累。他知道炒米是蒙古人特有的食品,因此,买回来的炒米舍不得吃,要留到格能来了才吃。他知 道蒙古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一日不饮奶茶不行,所以每次他都会准备足够的奶茶,等着格能来了喝。

  格能当然也知道,只要到他这儿来,就准会有奶茶喝,她放羊的时候就特意采来许多野花、野果和叶子来煮奶茶。她还教会了廖永和怎么用鲜奶不需蒸馏经过发酵就制成奶酒。两人品尝着亲手制成的奶酒,尝上几口,人就醉了。

  廖永和在窑洞里呆久了,便想出去走走,到大草原上去,吸上几口新鲜的空气,闻闻花草的清香,晒一晒太阳。这天他特意带上格能最爱吃的炒面和干肉,主动去牧场找格能。

  格能的目力极好,十里之外就能分辨出人与兽,五里之内便可认清人的相貌。她一眼看见廖永和出现在牧场上,立刻扬鞭策马,奔了过来。

  奔到廖永和面前时,她没有停下来,而是旋风般围着廖永和转了个大大的圆弧,这才纵身下马。

  这一天的格能,虽然还是平日的装束,一如既往的蒙古姑娘具有的爽朗与热情,可是,这一天旋风一般来到面前的格能,廖永和好像还是第一次注意到,她身上不仅散发着草原清新的气息,新鲜奶酒的醇香,还有着马背上长大的蒙古姑娘特有的健美的体魄:那紧束的腰带勾勒出的迷人的身段,高原的风吹红 了的脸膛,以及隆起的胸脯凸显出的成熟的青春,都是那样地让廖永和心慌意乱。

  他掩饰地说:“你的骑术真好!”

  格能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像你们汉人,十岁娃娃都能骑马在草原上飞奔。”

廖永和这时取出了炒面和干肉,两人高兴地吃了起来。吃完后,格能回到了马背上,对廖永和说:“你也上马吧!我们一起骑马走走好吗?”

  廖永和的心猛地跳了起来。自从离开江西力家,他卖了尼玛的那匹马,买回了修靴子的一套工具,已很久没有骑马了。他没有犹豫,也上了马背。

  格能嘴上说是“一起骑马走走”,然而,等廖永和坐稳了之后,她就让马跑了起来。

  那是一匹大白马,那大白马越跑越快,不一会,便四蹄不粘地似的,奔跑起来。

  但是格能还嫌不快,不断地扬鞭,她要让马在巴音河边的草地上飞起来。

  廖永和只感到高原上吹过来的风,在耳边呼呼响;蓝天上的白云,远处的雪山,以及巴音河的流水,全朝着自己飞奔而来。

  “慢点,慢点儿!”廖永和吃不消了,坐不稳了,他恳求道。

  “为什么?”格能头也不回地问,依然扬起了马鞭。

  “我要栽下去了!”廖永和紧张起来。

  格能生气地说道:“你是木头?就不会抱住我!”

  廖永和不得不抱着格能,他抱得紧紧的。

  紧紧抱着格能的廖永和,只感到热血贲涌。贲涌的热血,使他找回了一个男人的勇气。他贴着格能的耳朵,激动地说:“格能,嫁给我吧!”

  格能听到了。她听得十分清楚。但她却装作没听清楚,让马速慢了下来。马速慢下来后,她才回头问道:“你在说什么呀?”

  廖永和郑重其事地又说了一遍:“嫁给我吧!”

  格能让马完全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廖永和,嗔道:“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求婚?”

  廖永和不禁一愣:“难道你……”

  “我什么?”

  “已经有了?”

  “有了什么?”

  廖永和突然感到有些紧张。

  没想到,格能竟猛地转过身,紧紧地拥抱着廖永和,热烈地吻着廖永和。

  不知过了多久,廖永和才清醒过来,喃喃地说道:“其实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你不怕跟着我受穷吧?”

  格能说:“我不也一无所有吗?你能吃得下的苦,我都能咽下。”

  这时,廖永和觉得,为对格能负责,就应该向她公开自己真实的身份。于是说:“我是一个掉队的红军营长,万一被马匪发现了,你也不怕受牵连?”

  格能说:“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好人,跟着你我什么也不怕。”

  “要是我被抓去了呢?”

  “我就陪你一道去!”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两人就都无话可说了,于是,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以后,格能便不再去帮工了,她来到巴音河畔,住进了廖永和简陋的窑洞。两人选了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一个月亮又大又圆的晚上,以月亮为灯,天地为媒,窑洞为“洞房”,从此结成夫妻。

  廖永和拿出平日的积蓄,自己动手,建起了毡包,又买来两头黄牛、十多只绵羊,在疏勒南山南部的草原上,过起牧民的生活。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格能为廖永和生下一个男孩。格能为这个男孩起了个蒙族名字:扣肯。“扣肯”的蒙语就是“姑娘”,廖永和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好嘛!娶了个妻子叫“革命”,生了个儿子又叫“姑娘”——他知道,这位蒙古妻子还盼望今后再来个姑娘。

  四、不会说汉话的汉人

  一九四九年秋天,平静的日子被打破。

  一天,蒙古头人叶贝尔,带着他的手下,骑着马,背着枪,来到廖永和毡包的门前。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廖永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出门看个究竟。

  就见叶贝尔凶隼一般的目光逼视着他,突然问:“你曾经是红军的营长吗?”

  廖永和心中咯噔一跳,意识到,来者不善。不过,既然头人把话挑明了,他也就不打算隐瞒,坦率地说:“是,我当过红军营长!”

  叶贝尔挥舞着马鞭,当即就朝廖永和抽过来。说道:“算是一条汉子,承认就好!,'

  廖永和侧身躲开了马鞭。这时听到了动静的格能也冲了出来,见叶贝尔的枪口正对准廖永和,不顾一切地扑到廖永和的前面,挡住枪口,指着叶贝尔责问道:“我们都是蒙古人,你为什么要打自己人?”

  叶贝尔说:“你是蒙古人,他不是!”

  格能上去抓住叶贝尔的枪,说:“他是我丈夫,是我孩子的爸,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叶贝尔用了很大的劲,才从格能的手里抽出枪。他警告道:“再胡闹,我对你也不客气了!”

  格能再次去抓叶贝尔的枪,她说:“我怀了他的孩子,你要打,就把我,还有我肚子里已有蒙古人血脉的孩子,一起打死吧!”

  叶贝尔真的就把枪口对准了格能,大声喊道:“滚开!否则,我要开枪了!,’

  一场血腥的屠杀,眼看无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谁知,就在这时,从叶贝尔的背后,猛地传来一声冰冷的断喝:

  “住手!”

  叶贝尔的随从这才注意到,有一个人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叶贝尔的脑袋,全慌忙向这个人举起了枪。当叶贝尔发现了这个人时,同样免不了一惊:敢于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是巴音河一带有着“百步穿杨”好枪法的蒙古猎手戛戛尼玛。

  戛戛尼玛不客气地对叶贝尔头人说:“把枪放下!你要敢打我这位汉人朋友,我就崩了你!”

  叶贝尔知道,草原上的生禽猛兽没有不怕戛戛尼玛的,这是个敢作敢为、爱抱打不平的人,在巴音河有着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得罪了,惹急了,不定哪一天自己的脑袋搬家了都不知道。

  叶贝尔不得不命令他的手下收起枪。离开时,他对廖永和和格能说道:“今天就看在戛戛尼玛的面子上,我饶了你们,但限你们三天时间,必须搬到白水沟去住!”

  廖永和只好把家搬到白水沟。搬过去后,才发现,被迫搬到这儿来的并不止他们一家。白水沟是一处十分边远的山区,交通僻塞,进出不便,几乎与世隔绝。

  由于受到这次的精神刺激,格能怀着的第二个孩子,就在搬进白水沟的第三天流产了。然而,和这个不幸同时到来的,还有一条让廖永和感到振奋的好消息。

  这消息是戛戛尼玛带来的。他来到廖永和和格能的新家,悄悄告诉他们:“马步芳的军队被打垮了,青海省省城西宁解放了!”

  听到这个消息,廖永和直感到热血沸腾:“当真?”

  戛戛尼玛说:“千真万确!”

  “你是怎么知道的?”廖永和有些急不可待地问。

  “这两天打猎我去了趟黑水河,”戛戛尼玛说,“这消息已经在外面到处在传!”

  廖永和突然意识到地自言自语道:“叶贝尔头人一定是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戛戛尼玛说:“正是。正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才把你们赶到大山沟里,怕你们这些人会去通风报信。”

  格能惊喜地问廖永和:“是红军打回来了?”

  廖永和很有把握地说:“肯定是,不会错!”

  说罢,他放声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是啊,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天,格能炒了几样可口的下酒茶,廖永和与戛戛尼玛推杯换盏,为这好消息,两人放开了量,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

  送走戛戛尼玛以后,廖永和再也坐不住了。十二年了!十二年前,因为身负重伤,没追赶上西去的队伍;十二年来,忍辱负重,就是盼望有出头的这一天啊!盼望着打垮马家军,推翻独裁

的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我要到西宁去看看。”廖永和很坚定地对格能说,“只是不知道这德令哈离西宁有多远,又往哪个方向走。”

  格能考虑了一下,说:“好。我替你去打听。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其中格鲁派的塔尔寺院,听说就在离西宁不远的湟中县,常有人去那儿烧香拜佛。”

  事也凑巧。格能很快就从一个熟人那里打听到,野马滩有一个牧主这几天正要去塔尔寺拜佛。她找到那个牧主,向他请求:“我丈夫也要去塔尔寺,他没去过,不认路,想跟你一道走。”

  牧主问道:“中间一千多里路呢,他愿意跑这么远吗?”

  “愿意,愿意!”格能马上表态。

  牧主想了想,又问:“他能为我赶骆驼吗?”

  格能说:“当然没问题。”

  那牧主又接着问:“他准备要多少‘脚钱’呢?”

  格能说:“分文不取。”

  牧主有些不理解,格能忙强调说明:“求神拜佛,首先得要心诚不是?”

  说得那牧主十分满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临出发的那一天,格能发现廖永和因为太激动,一宿没睡好,眼圈儿发暗,就替廖永和担起心来:“你要是找到了红军,再好不过;没找到,也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格能其实也是一夜没睡好,天不亮就爬起来,为廖永和准备一路上需要吃的炒面和肉干。

  廖永和上路时,格能带上儿子扣肯,一起骑着马,为他送行。

  走到山口,廖永和要格能停住马,不许她再送了。格能流着泪,紧紧抱住还不太懂事的扣肯,一直把廖永和目送到她看不见的路的尽头。

  廖永和赶着骆驼,跟着牧主,沿着青海南山,穿过倒淌河,整整走了十八天,终于来到湟中县,来到了塔尔寺。

  塔尔寺果然名不虚传。廖永和从未见过如此雄伟壮观的寺院。寺内,古树参天,佛塔林立。主殿称作大金瓦寺,塔面包银镀金镶着珍宝,金碧辉煌;小金瓦寺为护法神殿,有数十尊佛像,庄严肃穆;其大经堂之大,更让廖永和吃惊不小,里面铺设的蒲团,足可供两千多个喇嘛集体诵经之用。

  廖永和跟着牧主到了塔尔寺,粗粗浏览了一下,就趁机走出寺院,来到湟中县城。

  自从西渡黄河在祁连山走失,十多年了,他这还是头一回自由自在地来到~个县城人头攒动的大街上。

  那天湟中县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廖永和不知道在台上讲话的,就是湟中县县委书记尚志田,尚志田的讲话赢得大家的一阵阵掌声。廖永和感到很热闹,也就挤进人群中,去认真听。但他无论怎样认真去听,也听不懂台上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事情。

  一个蒙族小伙子,上台为讲话人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从献哈达的蒙族小伙子的话里,廖永和才知道台上讲话的,正是这个县的共产党的书记。当他知道站在台上的就是共产党县委书记时,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他耐心地等着书记把话说完,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跟着书记,来到一个大院子里,最后走进 一间办公室。

  直到县委书记尚志田在那间办公室坐下,这时,廖永和终于冲了过去,抓住尚志田的手,激动地说道:“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廖永和的这番举动,让尚志田一懵。他打量着抓住自己手的这个男人,身着蒙古长袍,脚蹬蒙古高靴,说着他一句也听不懂的蒙古语,开始有点奇怪。但他很快从对方的表情上猜出,这是人家表示着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解放大军解放了他们。

  尚志田和颜悦色地问廖永和:“会说汉话吗?”

  “汉话?”廖永和生硬地复述着这两个字,摇了摇头。他已经不知道“汉话”二字是为何物。

  站在边上的同志比划着,指着廖永和的长袍和高靴,问道:“你是蒙古人?”

  廖永和一直在回忆着“汉话”二字的意思,蓦地,想起来了,忙指着自己的胸脯,尽管十分生硬,且不连贯,但吐字还是准确的,他说:“我,汉人!”

  “你是汉人?”尚志田十分惊诧,“那你怎么说不好汉话了呢?”

  廖永和茫然地望着尚志田,不知他又在问什么。直到这时,他才痛切地发现,他已经听不懂汉话,更不会说汉话了。他居然把自己的母语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十分震惊,又痛苦极了。甚至,感到了恐惧。

  尚志田看见廖永和如此伤心,就让他先坐下来,为他倒了杯水,用十分缓慢的语速询问道:“你原先是哪里人?”

  “原先——”廖永和觉得这两个字很熟悉,但想了又想,却想不起来了。

  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我是说,你从前?”

  “从前?”廖永和同样感到这是很熟悉的两个字,可就是与这两个字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不透明的毛玻璃,模模糊糊,不知所以。

  “以往,以往!听得懂吗?”

  廖永和依然摇着头。

  “那么,过去呢?”

  廖永和忽然一怔,他显然感到十分耳熟,望了一会儿天花板,最后自责地苦笑了一下。

  尚志田寻思着,一连说出许多相似的汉语词汇,于是他耐着性子一一问道:“你——以往、先前、早先、最早、最初、当初是在什么地方?”

  廖永和的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涨红了脸,不得不回答道:“麦德赫拐。”

  因为廖永和说的又是蒙语,他的回答其实是“不知道”,所以又轮到尚志田茫然地望着廖永和,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尚志田没辙了。

  尚志田几乎把可以想得到的这一类的汉字,全问到了,廖永和仍是一问三不知,他的脑袋也大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他也不敢相信,一个汉族男人,穿着蒙古的长袍和蒙古的高靴,说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居然连一句汉话也听不懂、说不好了!

  但是,廖永和却从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反复问着的一些汉字,很快意识到,人家可能是要知道自己落户青海以前是在哪儿,又在干什么。

  终于,有两个汉语词汇,从他的记忆中冒了出来。他指着自己说:“大别山!红军!”

  尚志田终于听到这位身著蒙袍的汉族男人说出汉话了,却又由不得为之一惊。如果此人是当年“大别山”的“红军”,他就应该是西路军被打散时流落在青海的红军老战士,而自己不过是一九三八年才从河北省任丘县老家参加的八路军,革命资历倒是“自愧弗如”了!

  他饶有兴趣地想进一步同廖永和交谈,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事向省委、省军区作了汇报。随后,他就为廖永和写了一封亲笔信,要廖永和去西宁,直接去找廖汉生。

  率部解放西宁重镇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军政委正是湖南省桑植县土家族人廖汉生。西宁解放后他即出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兼青海省军区政委。得知有一位西路军的汉族老战士,因为呆在当地时间太久,竟然一句汉语也说不了,很是惊愕,就准备亲自过问这件事。

  廖永和来到省城西宁,找到省军区,见到廖汉生时,他和见到湟中县委书记尚志田一样,激动地抓住廖汉生的手,说了许多话,说得很激动;廖汉生也像尚志田一样,一句话也听不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廖汉生确实很难相信,一位汉族老战士,竟连一句汉话也说不好,这不禁让他大感蹊跷,拍案称奇。

  这时的廖永和心里明白,他面前的这位军人准是一位大首长,发现也听不懂他的话,他急得

抓耳挠腮,好像喉管里突然长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塞得他要窒息,他极力用手比划着,结果,一切努力全无济于事。

  廖汉生说:“同志,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找一位懂蒙语的人来。很快,军区政治部就找来一位蒙语翻译,通过翻译,廖汉生一切都明白了。他颇有感慨地说道:“廖永和同志,这些年你受苦了。我和你是差不多同年参加革命,只比你早一年入党。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相信;但你也要设法提供出证明人,配合组织上,尽早把自己的问题搞清。”

  翻译把廖政委的意思告诉廖永和,廖永和一下傻了眼。

  “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失散了,我到哪去找证明人呢?”廖永和忙作解释。

  然而这种解释是苍白的。廖汉生摇了摇头,让翻译把他的意思告诉廖永和:“没有证明人,你从哪儿来,还要回到哪儿去!”

  廖永和听了,有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他几乎是绝望地,万分无奈地哭述道:“我从千里之外的德令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走了整整十八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原以为找到了家,可你们却不相信我,我就只能再去做奴隶么?”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把当年所在的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三六八团军、师、团三级首长的名字,一口气全报了出来。

  廖汉生只看到廖永和一直在声泪俱下地叙说着,却不知他到底在叙说些什么,待翻译把廖永和的话译完,他被深深打动了。尽管,他一时也无法确认廖永和的真实身份,可是廖永和报出的那些人的名字,有不少他都听说过,有的甚至是相当熟悉的,特别是,西路军被打散了之后,沦为奴隶的廖永和孤独地在 这异域草原生活了十多年;现在他从德令哈千里迢迢,走了十八天,来寻找“当年的红军”——凭经验,他相信这些应该是真实的,廖永和奔涌而出的泪水更是真实的。

  他沉吟了一下,遂通知省民族部部长周仁山:“仁山同志,你把找到我这里来的廖永和同志,收进青年干部培训班让他参加学习吧!”

  廖永和见到周仁山的第一面,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没想到,年轻英俊的周仁山部长一见面,竞用纯正的蒙古语向他打着招呼。后来才知道,周仁山是甘肃华亭县人,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就长期在内蒙地区搞统战工作;他的爱人黄静波,便是蒙古族,并且曾在延安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过。

  周仁山将廖永和带到了“青年干部培训班”。

  设在西宁的这个“青年干部培训班”,其实就是今天青海民族学院的前身。当时学员来自各个民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培训本地区基层干部的一个摇篮。

  周仁山知道廖永和已听不懂、说不好汉话,但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还是把他编入到了汉人小组。

  廖永和终于又一次回到了集体的生活,竟有一种隔世之感,感受到了久违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现在,他每天就“泡”在一群汉人中间,言必说汉话,耳濡目染,慢慢地又恢复到早先的感觉,不仅重新熟悉起汉话,而且还努力地钻研起汉文化来。

  当时训练班的学员成分很复杂,混进蒙人小组的,就有一个来自奴隶主的学员。这个学员不仅在蒙人中散布谣言,知道廖永和的情况后,竟跑到汉人小组来煽动廖永和,说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马步芳的部队迟早会打回来,一旦打回来,首先要杀“二转子”。廖永和知道这人说的“二转子”,是指今天的积极分子。那时。青海境内从甘肃省退下来的马步芳的八十二军、一二九军,虽然绝大多数的官兵已经缴械投降,确也有一些师、团军官,抱有幻想,他们玩 弄假投诚,常趁我不备,突然发生叛乱,甚至还有不少顽固到底的地方反动势力,在各州蠢动。因此这些谣言一经传播,便传播得很快,在训练班里引起了一定的混乱。

  在此关键时刻,廖永和毫不含糊地站了出来,检举揭发了那个奴隶主,平息了这场风波,受到省委省军区的通令嘉奖。次年三月,廖永和被重新批准入党;五月,干部培训班正式结业。

  为期八个月的培训班结业后,周仁山部长亲自为廖永和送行。周仁山握着他的手,说:“廖政委把你介绍到干训班,真是‘慧眼识珠’啊!”

  周仁山说,青海是个多民族的区域,仅德令哈就有蒙、藏、回、汉、土族和哈萨克十多个民族。你廖永和已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不仅适应了那儿的自然环境、饮食习惯,而且对各民族的情况也十分熟悉。

  周仁山说到高兴处,捅了廖永和一拳头,说道:“你这样的人才,我们是打着灯笼在找啊,你却自个儿送上门来啦!”

  这次回德令哈,组织上任命廖永和为德令哈区区长,同时为他配备了一位秘书,两匹马,两杆枪,和一百发子弹。廖永和就凭着这些“本钱”,满怀信心地,要“杀”回到依然是王爷、头人、牧主当道的德令哈去开展工作了。

  任务之重,环境之险恶,这是不用说的,但有了组织对自己的信赖,前面横着的是一座刀山、一片火海,他也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了。

  配备的这位秘书,是才出校门的年轻学员,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锤炼,离开西宁,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程,听说过了日月山,再向西行,便将要进入到人烟稀少、空旷荒凉的海西地区,他被吓住了,不想再往前走,闹着要回西宁省城。

  廖永和并不意外,却很为难。他坦诚地对秘书说:“我不会强留你,也不是吓唬你,你如果现在回去,我没意见,就怕你已经回不去了!”

  “为什么?”秘书有些惊恐。

  廖永和说:“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老窝,你一点作战经验没有,一个人万一撞上了,肯定是凶多吉少。”

  “那怎么办?”

  “这只能由你自己决定。”

  “那——”秘书没有了主张。

  廖永和干干脆脆说道:“还是铁下心来,跟着我廖永和一条道走到底吧!”

  别无选择。秘书只好跟着廖永和继续赶路。不过他仍不无忧虑地问:“廖区长,德令哈区的区政府,你知道在哪儿吗?”

  廖永和笑着说道:“天知道,地知道。”

  秘书不免奇怪:“什么意思?”

  廖永和说:“我们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区政府!”

  秘书越听,越糊涂,还想再问一些别的,就只见廖永和忽然扬鞭策马,一阵疾风般地朝前奔去了。

  “等等,等等,区长!”

  廖永和离开妻子和儿子,一晃,八个多月了。此刻的廖区长早已是归心似箭了!

  五、五十封家书有去无回

  八个多月,二百六十多天,格能听不到廖永和的一点儿消息,她的心也急烂了,人都要急疯了。她找到当时去塔尔寺烧香拜佛的那个牧主,牧主说,他们一道走了十八天,走到了湟中县的塔尔寺,他忙着去拜佛,回头再找廖永和,就不见人影了。

  格能惊恐地望着牧主:“他跑丢了?”

  牧主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回到家里后,格能想,一个南征北战闯荡过来的红军营长,怎么会跑丢呢?就猜想孩子爸准是找到自己部队了,部队的事情脱不开身,没有消息,是因为不便联系,不说这儿的交通有问题,邮路不通,即便通了邮路,到今天德令哈还是王爷和头人的天下,再说马步芳的残余势力还

时有出没,你叫他怎么带话?又托谁带话?

  想到这一层,格能也就宽了心。她每天有事无事都骑着马,带上儿子扣肯,沿着山脚下的那段草地,去白水沟通往外面的那个路口,迎接廖永和的归来。

  她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归来,但她每天都要重复着做这样一件事。

  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地,来来去去数不清跑了多少回,硬是被她骑的马踏出了一条光光的小道。

  就这样,从秋望到冬,从春望到夏,终于,这天她发现大路的尽头有两匹马飞奔而来。

  格能的心一阵狂跳,她想可能是廖永和回来了!可是随着人影越来越近,她的心就冷了下来。她分明看出,马上的人穿的不是蒙古长袍,是她从没见过的一种汉人服饰,身后还背着枪;另一个的装束同奔在前面的人一模一样,也背着枪。

  格能感到了又一次失望。

  就在格能失望地要转过身时,她的心一紧。她忽然发现两个人一齐向自己高高地扬起了手,大声地喊叫着。

  “是他,孩子爸!”格能终于看清廖永和的脸,终于听出廖永和熟悉的声音!

  “扣肯,抱紧我!”格能回头唤了一声儿子就迎了上去,把马骑飞了。

  她终于来到廖永和面前,吃惊地发现,廖永和一下变得年轻了,变得神采飞扬,英姿飒爽了!她很激动。但说出来的话竟然是:“你还活着?没让草原上的狼叼了去?”

  还没等廖永和回答,又急不可待地问:“找到红军了吗?”

  廖永和响亮地答道:“找到了!”

  “什么时候开到德令哈来呀?”

  “已经来啦!”

  “已经到了巴音河?”

  “不,就已经在你的面前!”

  格能指了指同廖永和一道来的秘书:“他就是?”

  秘书听不懂二人的蒙语对话,但他还是指了指自己,客客气气地回应了几句。可他说的是汉话,格能又听不懂。

  这时廖永和就把秘书的话翻译了一下:“他说他是我的秘书,说我现在已是德令哈区政府的首任区长!”

  格能眼睛睁得老大,有些不相信:“区政府在哪儿呢?”

  廖永和的回答,让格能更是吃了一惊:“区政府就在咱的毡包里呀!”

  格能生气了。说:“你在骗我!”

  秘书又说了,于是廖永和又笑着把秘书的话翻译了一遍:“他在告诉你,廖区长说的全是真的!”

  格能依然将信将疑。想了想问:“住在白水沟,那么偏僻,你怎么工作啊?”

  廖永和说:“咱明天就搬回到原先的巴音河去。现在的德令哈已经不是王爷和头人说了算,往后很多农牧民会到咱们的家里来说事,你可要好好接待啊!”

  回到巴音河畔老地方,廖永和急着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戛戛尼玛商议,并让他牵头组织起自己的一支武装。他深知,王爷和头人尚在,土匪和马步芳的残余人员尚在,奴隶制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敌对势力不会对新生的区政府袖手旁观。

  好在,正如周仁山所言,廖永和在都兰、乌兰、德令哈一带生活了多年,非常熟悉这里的乡情民意,知道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些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他很快就从农牧民中建起一支民兵的队伍。尽管,民兵手里有的只是打猎用的土铳,却因为领头的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戛戛尼玛,还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的。

  有民兵队伍从旁相助,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已到达青海,解放了西宁周边地区,这强大的舆论背景,无疑给廖永和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廖永和和他的秘书,于是就开始在农牧民中间,包括去王爷和头人那里,宣传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宣传人民政府各民族大团结的政策。

  工作刚刚开了个头,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了一件荒唐事。一天,索南却杰力王爷的管家,找到廖永和,说马步芳的三千人马近日要借道德令哈,要区政府负责接待一下。

  廖永和一听,觉得好笑。他想,索南却杰力显然还在做梦,以为德令哈地盘上的一切仍是他当家,共产党的机构也得昕他的吧。王爷难道不知道,马步芳大势已去,他已无须再去讨好了?不知道共产党和马家军本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很显然,此王爷“难得糊涂”地,把这样一次棘手的“接待”,任务 交给他,其意无非是既给才“开张”的区政府出难题,又借马匪吓唬吓唬他廖永和;当然,如果共产党的区政府同马家军打了起来,他们不仅可以看热闹,还能够坐 收渔利。真可谓用心良苦!

  廖永和于是和戛戛尼玛分析:称马步芳“借道”德令哈的人马有三千之众,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因为,马步芳的主力部队已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了,就是从甘肃或是新疆退到青海来的,也只能是些残兵败将,不可能会有上千人;从他们事前给德令哈的王爷打招呼这一点来看,就说明他们是从自身的安全上考虑,由此判断,更不会有多少人,否则,来者之众,他们哪里会把一个区区王爷放在眼里?

  当晚,他让秘书通知民兵开会,决定将计就计,来它个“牛刀小试”。

  民兵听说马步芳有三千人马要来德令哈,一个个顿时变了脸色:“区长,咱们这几十个人,十几杆枪,能打赢他们吗?”

  廖永和笑道:“你们真的认为他马步芳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兵马吗?”于是他把自己的分析说给大伙听。然后才说:“打仗,不光在人多,也不光 在武器好,我们汉人常爱说一句话,就是:‘一人拼命,十人难挡’;用兵家话说,这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首先咱要有敢于打赢这一仗的决心和勇气。你们 想想看,原马步芳、马鸿逵就有六个军二十二个师十七八万人,他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几乎被打光了,剩下的早成了惊弓之鸟。”

  大家发现,他们熟悉的这位修靴的师傅,竟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提起打仗,两眼放光,说出来的话也头头是道,掷地有声。

  “大家说,还有没有信心啊?”廖永和猛地往起一站,望着大家问道。

  这时大家齐声应:“有!”

  “当然,”廖永和见到会的各位已是士气高昂,便进一步说道,“咱也不能只凭胆子大,不怕死,还要斗智。”

  这天,他挑选了两个机灵的民兵,化装成索南却杰力的信史,深入到“借路”的马匪的临时住地,谎称王爷已在一处等候,有要事同他们商议。

  两个民兵到了马匪的匪巢,方才知道,廖永和的判断十分准确,这的确只是一支残匪,官兵加在一起,不过十九个人。他们是马家军驻新疆部队的长官和新疆地方的官员组成的“反共救国军”成员,为首的,是号称“反共救国军第二师”师长鲜正文。他们在东疆叛乱时,被解放军击溃,现在企图东窜,去参加青海湟中县即将秘密组织的一次武装暴动。

  鲜正文刚到达德令哈,正在设法寻找依托,一听说德令哈王爷索南却杰力主动约见他,自然喜出望外。既然“有要事商议”,就说明对方有事相求,既然有事相求,那他就能在德令哈的王爷这里讨到好处。于是,他立即带了一名团长做随员,同两位“王爷信史”一道赶往约定地点。

  走进一处毡包时,鲜正文才傻住了。

  他发现毡包里并没有什么王爷,等待他的竟是一群蒙古牧民。在这群蒙古牧民中,当然会有廖永和和戛戛尼玛。戛戛尼玛的枪口,已对着了他;其余牧民手中的枪,也分别对准了他和他的团长。

 没等鲜正文和他的团长反应过来,他们腰间的手枪,就已被廖永和“解决”了。

  等到鲜正文和团长知道中了计,一切都晚了。

  不过,鲜正文到底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了,他并没慌乱,一张黑黢黢的脸上,透出镇定与威严。他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廖永和逼视着对方,用他已经恢复了的汉话字正腔圆地说道:“我们就是当年的西路军!鲜师座大概没有想到吧?”

  鲜正文不由一个冷战。他警惕地上下打量着廖永和:“你们想干什么?”

  廖永和哈哈大笑,然后盯着鲜正文反问道:“你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我倒想知道,你们还想要干什么?”

  鲜正文依然抖着威风,说:“当年的西路军,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么,没想到还能有‘咸鱼翻身’的一天。当然,现在看上去我们是有些‘山穷水尽’的样子,但你可以笃定,我们就不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廖永和指着鲜正文身上那套已被弹片划得很是狼狈的军服,调侃地问道:“难道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二十八个师十多万人都被消灭,就凭你们几个散兵游勇,还能成就大气候?”

  鲜正文被廖永和的话噎住。他瞅了一眼周围端着土铳的民兵,很快又强硬地说道:“你们最后能不能站得住脚,还真不敢说!”

  廖永和不想再同他这样扯下去,对于执迷不悟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针见血,击中对方的痛处。他问鲜正文:“如今,不要说你们的马步芳,蒋介石又如何?他不也躲到了台湾的那个小岛上,整个中国大陆就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你说,不敢正视这个现实的,是你,还是我?”

  鲜正文彻底无语。愣了半晌,他问廖永和:“你们准备怎么办?”

  廖永和于是向鲜正文宣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明确表示:“交出你的全部成员,向人民投降,否则,后果你应该是知道的!”

  鲜正文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终于垂下了头。

  在场的民兵,虽然听不懂区长同敌师长都说了些什么,但看得出,开始时敌师长还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廖区长没费一枪一弹,仅凭唇枪舌剑,就把敌师长“拿下”了,不得不对廖永和肃然起敬。

  这时就见廖永和有力地抓住鲜正文的一只手腕,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来,示意要他发话。

  鲜正文吃惊地望着廖永和,惊叹廖永和的腕力之大,抓得他一点动弹不得。他终于很不情愿地开口了,对他的团长说:“去吧,把我们的队伍带过来。”

  一切都在按照事先的计划进行。毡包里除留下廖永和和戛戛尼玛,其余的十多个民兵,由秘书带队,跟着已被缴械的敌团长,骑马前往马匪的住地。到了住地,秘书命令敌团长让大家集合,就在大家集合的时候,几个民兵迅速冲进他们下榻的毡包,把毡包内的枪支弹药一扫而光。

  当鲜正文见到他的部属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揖了进来,既感无可奈何,又心生几分敬意,他问廖永和:“这位先生,我应该怎样称呼你?”

  廖永和猜出了对方的心思,直言相告:“本人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营长;现在是德令哈区区长,廖永和!”

  天亮后,廖永和即安排秘书和戛戛尼玛将鲜正文在内的十九个敌军官和地方官员押往西宁。

  这事,在德令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索南却杰力王爷得知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从此变得老实起来,对区政府和区长廖永和再也不敢小看。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共都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廖永和出任了都兰县德令哈区委第一书记兼区长。由于内战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得以 恢复,格能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也都找到。尽管她的弟弟一直没有消息,可是现在母女、姐妹重又团圆,格能虽有遗憾,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廖永和也替妻子感到高兴。

  望着妻子同亲人述说着别情离绪,廖永和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乡,隐忍多年的怀念之情,迫使他行动起来,开始给安徽金寨县关庙乡三河村的父母亲写信。然而,信寄出了,却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又写,又寄,依然是有去无回。

  他一连写了五十封信,五十封信却一如石沉大海。

  难道自己离家太久,把地址记错了?难道说家乡解放了,地址也有了变化?甚或,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十分纳闷,十分焦急,越想越可怕。听说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大别山时,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还乡团”,曾对红军的家属采取了“三光”政策,一时间,鄂豫皖苏区到处是腥风血雨,连石头也要过上三刀,父母是不是早就遇难了?

  廖永和很想回家乡一趟,但德令哈党委和政府由他一人牵头,当时不光剿匪平乱、减租减息以及民族团结的工作千头万绪,还有大量的事关农牧民生产、生活上的具体问题急需解决。可谓百端待举啊!他只恨自己生不出三头六臂来。

  许多工作是史无前例的。一九五二年八月,德令哈历史上第一所民族小学,在巴音河畔诞生了;两个月之后,在头人和农牧民的资助下,柯鲁沟 又相继开办了一所小学,不仅面向各民族的子弟,还破天荒招收了女学生。从一九五三年起,德令哈便陆陆续续有了自己的供销社、邮电所、人民银行,并创办了海西地区第一家工业企业——旺尕秀煤矿。此外还兴修了便民的简易公路,组织社会各界大力地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德令哈的环境。

  在领着大家植树造林时,廖永和也分别给三个孩子起了个汉族的名字。长子叫廖少森,次子叫廖少林,女儿叫廖少清。他希望地处青藏高原的德令哈,早日变得山清水秀,风光迷人。

  廖永和虽然不说,格能还是很清楚,他这是想念群山环抱、林木森然的大别山,想念自己的家乡了!

  到了一九五四年岁暮,格能见廖永和的父母仍然音信全无,作为媳妇,她也过意不去,就主动问廖永和:“孩子爸,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呢?”

  “是啊,”廖永和感叹道,“二十二年了,是该回大别山看看了!”

  廖永和回大别山时,正赶上一个少有的严冬,大雪一下就下了七十多天,下得天上地下全白了,仍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带着已经十二岁的扣肯,廖少森,举步维艰地走在通往斑竹园的山道上。

  记忆中的山道都被这场大雪淹没了,道边的沟壑也被填平了,他们走得格外地小心。尽管一路上不见人迹,漫山的青杉、松柏凤尾竹和柞子树,也都银装素裹,一片静谧,廖永和却止不住地激动,昕得见自己心的狂跳。

  终于,他看到蜿蜒东去的胭脂河,看到高低起伏的燕子地,看到燕子地背后的一缕缕淡蓝色的炊烟,那应该就是牡丹湾了。

  想到牡丹湾,廖永和才发现,看似早已经遗忘了的那一切,其实就一直都收藏在自己记忆的深处,一点儿没有消失。此刻,儿时的许多情景像被 打开闸门的流水一样,奔涌而出,来到眼前,一切清晰如初,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是啊,他曾赤着脚在这一片山上放过牛,手持弯刀砍过柴;还曾光着屁股扎进胭脂河里去网鱼、抓虾、捉螃蟹……

  扣肯注意到不远的山坡上,有许多大大小小鼓出的雪堆儿,就问:“爸爸,那是什么呀?”

  廖永和仔细辨认后,说:“那一片原是三河村的祖坟地。”

  当廖永和经过山道边的一座坟墓,不经意地

朝墓碑上望了一眼,谁知,这不经意的一望,竟使他呆住了。

  那碑石上虽也积了不少雪,山风却把有字一面的积雪吹落了许多,上面阴刻着的五个大字十分醒目:

  廖永和 之墓

  廖永和一惊。

  他不敢相信。走过去,仔细地再看,千真万确,碑石上刻着的正是自己的名字!

  儿子扣肯也注意到了,惊愕地瞪着大眼睛,问廖永和:“爸,这是怎么回事?”

  廖永和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三河村会有一个与自己完全同名同姓的人?这不可能。他也是一头雾水,没办法回答儿子。

  当廖永和满腹狐疑地走进三河村,没想到村民们见了他,一个个居然惊得立眉竖眼,避之唯恐不及。那神色,就好像大白天撞到了鬼!

  首先认出廖永和的,是五叔家的媳妇,红军时期村里的妇女宣传队长刘思玉。刘思玉开始也是呆若木鸡,待缓过神来,战战兢兢地走到他面前,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永和,你不是……死了吗?”

  离家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廖永和想不到竟碰到这种事。他有些哭笑不得,说:“嫂子,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么?怎么说死了呢?”

  “你真是永和?”刘思玉一下抓住他的手,惊喜地说:“天哪!多少年了,大家都当你不在人世了,想不到你还活着呀……”

  她激动得泪珠儿直掉,泣不成声。

  回到家,廖永和见到父亲时,要不是刘思玉告诉他,面前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他简直不敢相信。父亲苍老得已经变型。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有着高大硬朗的身子,人长得很帅,走路很快,他根本就撵不上,而且是个爱说爱笑之人。但眼前的父亲,静静地蹲在地上,埋头抽着旱烟,只剩下一副大骨头架 子,人变得又黑又瘦,不时拿眼睛瞅瞅他,好像很激动,又好像无动于衷。

  廖永和的脑际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自己不参加革命,不走出大别山,不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一直就呆在三河村,老了会不会也是父亲这个样子呢?

  “爸,”廖永和问,“我给家里写来的那些信,你们都没收到吗?”

  父亲说:“收到了。收到又有什么用?”

  “收到为什么不回个信呢?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廖永和很不理解,也有些生气。

  没想到,父亲说出了下面一番话:“十多年前,从西边回来一个你的战友,带来口信,说西路军打到最后就没剩下多少人,你已经‘光荣’了。人都‘光荣’了,还能自个儿往家里写信吗?村里人都认为,那些信是你战友代写的,是怕我们太伤心……”

  廖永和终于明白了为啥收不到家信。他问父亲:“娘呢?”

  父亲望着面前的地,半晌不言语。

  刘思玉小声说:“你娘……早走了!”

  廖永和心里非常难过。他完全可以想像,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因为自己一走就没有了音信,她老人家该是多么地伤心呢。

  刘思玉告诉他:“你娘想你,想到最后,都想疯了。听说你们的队伍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常常爬到院子里的一个梯子上,向远处张望;一边张望,一边唤着你的名字,嘴里嘀嘀咕咕,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后来,听说你牺牲了,眼见着她一天天不吃不喝……你娘临走的时候,眼已哭瞎了。”

  第二天,大清早,廖永和带着儿子扣肯,找到了母亲的坟,他把家里买来过年用的一挂“千头鞭”,在母亲的坟前点响了。“千头鞭”炸得又响 又急,惊天动地。在这惊天动地的炮仗声中,他唤着母亲。告慰母亲:娘,您日思夜盼的永和回来了,他还活着!他回来得太晚了,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欠下了母 亲的思念之情!

  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父子二人长跪不起。

  接下来,廖永和又带着扣肯来到自己的坟冢前,对着自己的墓碑,两腿一软,又跪下了。

  儿子不明白:“爸,你为什么这里也跪?”

  廖永和沉重地垂下头,说:“我能活到今天,不是命大,是大家救了我;不然,我就是有两条命也回不来了……我人没死却被立了碑,可那些倒在长征路上,倒在河西战场上的将士们,有许多人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啊!……”

  六、选择了急流勇退

  在家乡,廖永和找到了原军部卫生队护士长胡传基。胡传基见廖永和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他“更像人样子”,亦惊亦喜。谈到自己,他颇为感伤,自从回到大别山,再没走出过大别山,一直就在村里当了个乡间医生,虽说受到大家的欢迎,但大家太穷了,他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

  从家乡返回德令哈不久,廖永和的工作有了变动,他被调任都兰县委常委、农牧部部长。走马上任,他就交待部下,有到甘肃肃北一带公干的,请一定留心帮助他寻找两个人,两个他的救命恩人:一个是当年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通讯员火娃子;一个是蒙族阿妈江西力。

  江西力阿妈一家兴许还在从事游牧工作,流动性大,没有固定住所,难以寻找;火娃子只是个小名,大名叫啥,已不记得了,寻找起来同样困难,尽管这期间到肃北办事的人不少,但寻人的事一直没有进展。

  到了一九五六年,有三件事让廖永和印象深刻:一是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德令哈单独设县,他成为这个县的首任县长;二是这一年闹合作社,妻子格能要和别的牧民一样,把自己家的三匹马、三峰骆驼、十八头黄牛、七十只绵羊和一百四十二只山羊,都交到了合作社,开始,格能想不通,认为这是她和廖永 和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当,说交就这样一下都交了出去?但县长的妻子哪能落后呢,想不通也得带这个头;再就是寻找到了江西力的下落。

  寻找到蒙古阿妈江西力的下落,这让廖永和感到特别开心。要去见江西力的那一天,天没亮他就爬起来,同格能商量带些什么礼物去。格能就按照她们的民族习俗,买来了上等的布匹、砖茶以及哈达。

  十五六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一点消息,当一身中山装,颇有干部风度的廖永和蓦然出现在江西力的面前,她简直不敢相认。接下布匹、砖茶,接下献上的哈达,以及不接不行的一笔礼钱时,惊喜得不知该说什么。又听随行的同志介绍,廖永和现在已是德令哈县的县长了,她一把抱住廖永和,老泪纵横,高兴 地说:“嘎娃,你还没把我这个阿妈忘了啊!”

  江西力忙喊丈夫出来,告诉他廖永和来了。其实外面发生的一切,她丈夫在里面都听到了,尤其是听说当年的奴隶廖永和如今当上了县长,更是吓得不敢出来了。但妻子一遍遍催,他不好意思再躲下去,不得不尴尬地走了出来。

  廖永和见江西力丈夫面有愧色,便热情地迎上去,也向他献上了一条哈达。

  江西力的丈夫想到自己曾经那样歹毒地对待人家,人家却不计前嫌,直感到无地自容。为打破僵局,江西力把丈夫推到廖永和面前,说:“还不快向这位汉族大哥表示一下忏悔,请求宽恕!”

  江西力丈夫慌忙双手合十,向廖永和表示歉意。

  那天,廖永和就住在江西力家,回忆当年,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廖永和询问起火娃子的下落,因为是她把火娃子送到她的胞兄盐池部落头人尕布曾佳家的,他特别希望江西力能帮助他找到这位兄弟。

  可是,江西力的回答让他有些失望。她说,

她的胞兄尕布曾佳解放前就过世了;想必胞兄一家人对火娃子还不错,胞兄过世后,火娃子并没有离开,继续留在那里服侍她的嫂嫂,一直到嫂嫂去世后,才出走。现在火娃子到底去了哪里,又在做什么,江西力也说不清了。

  江西力的话让廖永和沉默了良久。一想到那位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小兄弟至今还下落不明,不知流落到了何方,他就感到心里很不好受。

  一九五六年,廖永和整四十岁。都说:四十而不惑。廖永和却感到正是在他过了四十岁后,不理解或大惑不解之事竟是越来越多,以致苦痛不堪。

  “反右”斗争时,上面下达了须打成“右派分子”的具体数字,这叫廖永和感到很困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可以下达“指标”呢? 回头看,“反右”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大家都变得谨言慎语,开始习惯于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乃至鬼话。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至,青海省尽 管地处偏僻,经济还很落后,却也提出“后来居上”的口号,不断拔高“跃进计划”,浮夸风和瞎指挥一点不比别的省市差,一县之长的廖永和,感到十分迷茫。最 迷茫的是,这年六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钱是个大科学家,他居然通过科学证明,一亩地理论上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几万斤!有了这样的“科 学论证”,《人民日报》接着就出现了水稻亩产六万五千多斤“放卫星”的报道。国家的粮食计划也就由上年的三千九百亿斤,确定为七千亿斤,一下就翻了一倍!

  德令哈县的农民并不多,一年也就种一季小麦,亩产只是二三百斤,或三四百斤,但许多县盲目攀比,把产量报得很高,他知道那全是假把戏,可说了假话的却受到表彰,得到提拔,平步青云,他所在的德令哈不敢把粮食的产量和牧区牛羊马匹的计划数字“吹”上去,常被插了“白旗”。

  德令哈的怀头他拉公社,曾是蒙人的一个不错的牧区,由于解放前不久在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一次火拼中,毡包被烧,牛马羊被抢,许多牧民远走他乡,直到一九五八年,那儿依然是一蹶不振。对待这样的贫困地区,廖永和不可能一个早上就让它“富有”起来,思来想去,只有把格能人社时交出的三匹马、 三峰骆驼、十八头黄牛、七十只绵羊和一百四十二只山羊,从她现在所在的宗务隆公社,“一平二调”到怀头他拉公社去。

  这事,格能知道了,很是生气,她问:“你为什么把我们好不容易养大的牛马羊和骆驼,都调给怀头他拉公社?”

  廖永和极力说服格能:“人了社,就都是大家的。你说我不调你的,能调走别人家的吗?”

  格能感到奇怪:“你把这点调过去,就解决了怀头他拉的问题?”

  廖永和说:“解决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凭空瞎报数字好。”

  格能还是舍不得:“我不同意你这样调呢?”

  廖永和只得说:“希望你能支持我的工作!”

  格能知道怀头他拉的牧民太困难了,廖永和这样做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但她不得不问:“你把咱自己家人社的牛羊马骆驼都调走了,我在宗务隆公社还能干什么?”

  廖永和说:“不当牧民当农民不是一样么,学着做农活吧!”

  种田和放牧,当时看起来确实也没多大区别,都是靠工分吃饭。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廖永和很快就发现,农民和牧民的处境大不一样。浮夸风导致高指标,高指标又势必导致粮食的高征购,害得不少农民不得不把春播的种子乃至自己的口粮,都缴了上去,因饥饿而浮肿的农民见天多了起来。浮夸风最严重 的湟中县,首先传出饿死人的消息,接着乐都、湟原、大通、循化以农业为主的县,也相继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而从事畜牧业的公社社员,因为有牛马 羊肉吃,虽然不可能会吃饱,但情况毕竟好多了。

  德令哈的情况虽不算严重,廖永和却十分痛苦。他本人就是农民出身,他想不明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像这样毫无道理的鬼话,竟 然风靡全国。小麦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这类的“卫星”满天飞,可就是没有人去怀疑,更没有人出面制止。他想,几万斤、十几万斤的粮食,堆在一亩田里是可以堆出很高的,那麦穗咋长的呢?更可怕的是从上到下的头脑发热,已经饿死人了,次年还要求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全国的粮食产量计划居然要由一九五八年的七千亿斤,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

  廖永和只感到大家都疯了。

  接下来,廖永和就听说在青海民族学院上学的大儿子扣肯,在随校去阿尼玛卿山脚下帮助藏民开荒时,也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

  阿尼玛卿山脚下的泽库县藏民,前不久发生过一次大暴乱,镇压后,剩下的就多是女人,省里要求民族学院组织师生前去帮助开荒。他们从西宁步行了一周时间,才到达泽库县,因为劳动强度大,吃的又只是面糊糊,一个月下来,扣肯的双腿就肿得不能下地。廖永和知道后,趁到西宁出差,托学校给扣肯捎 去了六十块钱。扣肯拿到六十块钱,因为没有粮票买不到食品,只能去买水果,于是就去买青海有名的“贵德甜梨”。他把拿到的六十块钱都买了甜梨,由于饿急 了,他蹲在那儿就狼吞虎咽地吃得一个不剩。

  刚吃时,感觉好极了,像吃到的不是“贵德甜梨”,而是天上的仙果,又鲜,又甜,又解馋。赶到一口气将买来的梨全吞下肚,才知道坏事了。只觉得肚子涨满了,胃也填满了,最后塞到了脖子上,整个人被撑傻了,不能动弹了,随着一阵心悸气短,便昏死过去。

  后经抢救,才算脱险。他从学校回到德令哈,才知道家里也吃不到正经粮食了。

  他发现,五口之家,只有爸爸一个是城市户口,爸爸的户口安在县政府机关,机关离家较远,一直就在机关食堂用餐;弟弟和妹妹同妈妈一样,户口都在宗务隆公社。如果妈妈还在放牧,多少还能够分点牛羊肉回来,可是改做了农民,就既分不到牛羊肉,也吃不到商品粮,没办法,妈妈只有去挖苦苦菜,去 拣“灰条条”,然后把它们晒干,碾成粉,用来充饥。九岁的弟弟和四岁的妹妹常饿得哭闹不止,妈妈就把分到的一点粮食,全给了孩子吃。

  扣肯回家时,妈妈已经浮肿得不成样子。

  当扣肯知道妈妈和弟弟妹妹因为还是农村户口,所以吃不到商品粮,他就跑去找爸爸。

  廖永和见扣肯找到办公室来,是要解决自己一家人的“农转非”问题,就很吃惊:“这是什么时候,你跑来谈这样的事!”

  扣肯说:“妈妈的腿已肿得一按一个窝了,你就看不到?”

  廖永和叹了一口气,说:“现在闹浮肿的,要只是你妈一个就好办了。”

  那些日子,廖永和的心里很乱。死人的事,已经又像战争年代一样,变得司空见惯了。他不知该向儿子说些什么,挥挥手,让儿子回去。

  扣肯却没有马上回去。他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为了妈妈,为了弟弟妹妹,他决心豁出去——去闯县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

  扣肯认识这位第一书记,他曾经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见到过。当他把家里的实际困难,如实陈述过,这位第一书记十分诧异。显然,他不知道廖永和,这位红军老战士,县委第二书记、县长,一家人还都是农村户口。他甚感内疚地嗔怪

道:“这个老廖!这事不说,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他当即对扣肯说:“你先回去,这事由我负责。”

  由于县委第一书记的直接过问,很快,格能、廖少林和廖少清的户口就由宗务隆公社迁出,转成了城镇户口,吃上了商品粮。

  听说这件事是扣肯找了第一书记办下来的,一向慈爱得对孩子不说一句重话的廖永和,把扣肯喊到面前,雷霆大怒,道:“你不该背着我这样做,你让我这个县长还怎么当?”

  三年大饥荒刚过去,国民经济才开始有了好转的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作者之所以敢于这么写,就因为幕后有个习仲勋”,习仲勋由此被审查、关押长达十六年之久。习仲勋曾长 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区政委,受到“习仲勋问题”的牵连,青海省于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大地震”。其来势之猛,波及人员之广,斗争之残酷,无 不让廖永和感到阵阵心悸:青海省委十七个常委,有九个常委遭到批判、撤职乃至被开除党籍;全省六州一市的第一书记全被打倒;四十二个县委第一书记中受到处分、撤职的多达三十九个,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三;并先后打出十六个“反党集团”!

  廖永和不敢相信:“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

  战争年代死都不怕的廖永和,却感到了莫名的恐怖。因为这样的事防不胜防。他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那么重要的一些岗位上,会出现如此多的“反党分子”?

  好在,他没受到冲击。一九六三年,不知德令哈为何要和乌兰县合并,他依然是合并后的乌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新的区划,新的班子,总会给人一种新的期望,廖永和这时已四十七岁,又有了十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眼看着乌兰县还这样落后,就想大干一场。然而,也就干了一年多时间,毛泽东从反修 防修的战略出发,在全党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先是在本县搞这种“社 教”,后又抽到黑马河继续搞。他把“社教”文件上的“二十三条”,不知看了多少遍,也弄不懂“清政治”和“清思想”究竟应该如何“清”,无所适从。为防止 自己稀里糊涂也犯上“反党”的错误,他于是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可说不可说的话,坚决不说;不说不行的话,就照本宣科,按文件和报纸上的说。

  做自己都想不明白的事情,是极其痛苦的。由于郁闷,也由于心力交瘁,战争年代落下的腿伤,这时旧病复发,他不得不住进了西宁干部疗养院。

  就在他住进西宁干部疗养院不久,一场震惊中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

  人们开始发现,这位“红军县长”,躺在床铺上,成天瞅着天花板发愣;要不,就一个人躲在僻静处,勾着脑袋,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因为他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在发生。

  首先是,当年介绍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原湟中县委书记尚志田,调到省里工作不久便销声匿迹;接着,给了他许多具体帮助和很大鼓励的原青海省委民族部部长周仁山,因为担任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被作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被打倒,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夺了周仁山的权被宣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紧接着,毅然拍板把他引荐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去的原青海省委副书记、省军区政委廖汉生,这位可敬的土家族的开国中将,却因为曾经跟着贺龙闹革命,贺龙被打成“大土匪”,他也因此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他每每都会倒吸一口凉气,似感到心脏骤然停搏。

  几位党的功臣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太出乎廖永和的想像了。

  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究竟在哪儿出了问题?

  他越来越不理解这场运动,越来越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正确的革命路线,什么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谁是敌人,谁是同志?谁可以信赖,谁需要我们警惕?

  就在廖永和替尚志田、周仁山和廖汉生忿忿不平时,一天,十多个乌兰县的造反派找到省城西宁,闯进了干部疗养院,找到廖永和。说他历史上“脱过党,背叛过革命”,现在又是个“重新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他“揪回乌兰、德令哈批倒批臭”。

  当时廖永和正在午休,他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说道:“不错,我脱过党,这是事实,但我并没有背叛过党!”

  革命造反派不容他说话,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就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还把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贴在了床头上,“廖永和”三个字被打上了鲜红的大叉。

  廖永和伸手就去撕大字报,怒斥道:“你们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你们要造谁的反?懂得什么叫革命吗?我革命时,你们的爹妈还没出世呢!”

  这一下,造反派不愿意了。他们高呼口号:“廖永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口号声惊动了疗养院院长,院长跑过来,正告造反派:“你们要把廖永和同志带走并不是不可以,但这事中央有指示,带走后出了问题,是要负责的,因为他是红军老战士;谁负责带走,谁得把自己的名字留给我们!”

  院长的话,说得造反派们面面相觑。没人愿留下自己的名字。最后造反派说了一些狠话,灰溜溜地走人。

  造反派走后,廖永和问院长:“中央真有这方面的通知吗?”

  院长说:“你想会有吗?我这不过是吓唬他们,谁知还管用!”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廖永和却没有笑,他笑不出来。他想,要说“红军老战士”要有个特殊照顾,廖汉生岂止是“红军老战士”,他还是省军区的政委呢,不是也难逃厄运么!

  因心情极度沮丧,病情也随之严重,后来,他就被转往陕西西安汤山谷疗养院。

  他感到极度的疲劳。这种疲劳,即便是在那么艰苦的长征中也不曾有过。

  他感到极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即便是在河西战场上因伤掉队也没有这样强烈。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一个决心终于形成:退隐。

  在廖永和看来,人的一生,说到底,需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四个字:爱与恨,生与死。他认为自己的大半生,在许多情况下,爱谁,恨谁,怎样生,如何死,都身不由己。现在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起来,他只要放弃权力,就可得到解脱,至少,能够一定程度地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难道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不就是争取民主与自由么?

  一九六八年年底,廖永和由陕西西安汤山谷疗养院,被转回到青海西宁的干部疗养院,他就正式向组织提出了提前离休的请求,这年他才五十三岁。那时,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在各级的领导班子中,必须做到“老中青”三结合,于是组织上便希望他作为“老干部”的代表,回到乌兰县委、县革命委员会的新班 子中去;海西州也曾来人,劝他“不要离岗”,甚至考虑把他结合到州里的班子中去。

  “让我叶落归根吧,”廖永和几乎是在央求,“我希望回到大别山的家乡去!”

  乌兰县和海西州组织上的多次挽留,廖永和

不为所动,均予以婉拒。

  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廖永和在疗养院也住不下去了。他发现,住进疗养院的不少干部,其实并没有什么病,主要就是躲避外面的斗争,如今“三结合”的政策一下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离开了,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要回到领导班子中去。

  他也离开了疗养院,回到巴音河畔的家。他的目的很明确,是要说服妻子格能,理解他提前离休的心愿。谁知,他刚把话开了头,格能马上说: “退吧,早退早安。这些年,你从区长干到县长,官是越做越大,人却越变越没出息。该说的话,不敢说;年年尽干违心事,我看着都难受。不好干了,就歇;别再让一家老小也跟着你担惊受怕。”

  为了让组织上尽早下决心,也为了避开上门挽留的说客,廖永和干脆一走了之,躲进了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他先是在三河村的哥哥廖永贤家呆了一年多,后又搬到姐姐廖永芝家去住了一阵。哥哥姐姐都是山里的农民,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缺吃少穿,他们除了能给廖永和提供一张床,便什么都没有了。尤其 不方便的是,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蚊虫乱飞;厕所更是原始地搭在室外的地里,脏得下不去脚……但是,兄弟、姐弟三十多年没这样亲近过了,这里有浓得化不 开的亲情,有淳朴的乡亲,有儿时的玩伴,有熟悉的山水,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留连忘返;尤其是,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没完没了的斗争,生活在这里,他感到特别的放松,感到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并且心旷神怡。

  只是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躲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的深山老林,德兰县和海西州组织上仍会派人来继续动员他出来工作。奇怪的是,就连来动员的这些同志,也坦诚道这世道该变了,人民意志分明和官场意志出现了严峻的对立。大家对革命运动和革命领袖的微词,已从当初的窃窃私语,说到了大庭广众的场 合。

  为了让他们不要再找自己了,这次,他的话说得十分清楚:“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好意。但是,我感到已经跟不上革命队伍了,也不想再跟了!还请你们能给我一点自由。”

  不知廖永和的这番话,触动了哪一位领导,最后,他们尊重了他的选择,而且,乌兰县还拨出专款,派人前往安徽金寨县,与县里协商,在金寨县烈士陵园附近的“红村”,为廖永和建了四大间砖瓦平房,并在住宅完工之时,正式批准了廖永和提前离休。

  一九七三年一月,廖永和如愿以偿,和妻子格能一道,来到安徽金寨县的“红村”,同各地回乡的红军老战士们生活在一起。

  当然,廖永和没有想到,就在他返乡之前,了却了一桩他耿耿于怀数年的夙愿:这就是,组织上终于帮助他找到了当年生死相依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机枪连通讯员火娃子!

  这消息太令他兴奋,兴奋得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他失声叫了起来:“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他太渴望见到火娃子了,甚至认为,不能再见到火娃子,将是此生最不能容忍自己的一件事!

  火娃子大名叫何延德,他不仅也还活着,还和廖永和一样,找了个少数民族的对象,同一位藏族姑娘结了婚;解放后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如今也走上了县一级的领导岗位。

  火娃子何延德,听说当年的廖营长就要回到大别山去,这天带着全家老小,不远千里,从甘肃赶到青海,与他同样是日思夜想的“廖大哥”见面。

  两人一见面,悲喜交集。

  没有更多的语言,有的只是不尽流淌的泪水。

  他们长时间地拥抱着,久久不放。

  这以后,在安徽金寨的梅山镇,人们便常常可以看到廖永和与妻子格能徜徉于山水之间。他似乎真的不再过问尘世之事。其实,他这是在平静地等待——也只能平静地等待了,除此而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别的什么。

  这一天终于被等到了。

  在廖永和花甲之年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溘逝,“四人帮”被粉碎。接下来,让他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接踵而来:首先是湟中县原县委书记尚志 田,在销声匿迹多年之后,东山再起,出任了青海省副省长;接着,被打人十八层地狱的“西藏自治区最大走资派”周仁山,官复原职,被新一届中央调任新疆维吾 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批斗关押五年之久的廖汉生,重获自由,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廖永和感到十分开心。

  家里也有了不少开心之事:大儿子扣肯因为工作出色,被提升为中国工商银行青海分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藏族儿媳才让卓玛也调在西宁银行工作;小儿子廖少林从青海海西军分区退伍后,转业到安徽金寨县的老家;女儿廖少清也从德令哈水泥厂调回到金寨县父母的身边工作。

  可以说,颠簸辛劳了一生的廖永和,终于可以无牵无挂一身轻松地安度晚年了。却不曾想到,福兮祸所依,最大的遗憾竟也不期而至了。

  眼看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要到来,妻子格能却突然于一九七七年驾鹤西归。这事,对廖永和的打击太大,更让廖永和痛悔不已。他想,假如格能依然生活在大西北,生活在青藏高原,生活在乌兰或是德令哈,她都是不会出事的。因为,她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习惯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而这儿群山环 抱,如堕入到一处盆地,她感到难言的压抑;她又是吃着牛羊肉、喝着奶茶或是奶酒长大的,这儿既没有奶茶和奶酒,也不可能天天吃到牛羊肉,这就差不多要了她的命!况且,这里没有高原凉爽的夏风,冬天更没有毡包火盆的温暖,有的只是炎热的酷夏和里外一样寒冷的隆冬,每当酷夏和隆冬到来,她都度日如年。最让她难以适应的,还是语言,她离开了廖永和便寸步难行。吃不惯,住不惯,又无法与人交流,这么多的痛苦她都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当检查出她患上了胆囊癌时,癌症 已到了晚期。

  “是我廖永和害了你啊,格能!”

  廖永和每当想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

  他是在自己人生最困苦、最孤独的日子里,与这位小自己一岁的蒙族姑娘相识相爱的,他一直认为格能是上苍对自己的恩赐。是她,给了自己在陌生的青藏高原上活下来的勇气,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欢乐;三十六年里,他们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即便他当上了区长、县长,她依然毫无怨言地当她的牧民、农 民,即便后来转成了城市户口,她仍一如既往地不求索取,只知付出,直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望着格能的遗像,廖永和常陷入不能自拔的忏悔之中。

  这以后,廖永和就差不多是在痛苦的回忆中度过的。

  一九八八年,乌兰县撤县改市,改为德令哈市。当新的德令哈市委、市政府正式揭牌的那天,廖永和作为德令哈建政后首任区长和党委第一书记,应邀出席了庆祝大会。

  这是廖永和最后一次回到大西北,也是他最后一次出远门。

  我们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下午,最后一次去看望他。那天,因严重感冒,他躺在床上,见我们进屋,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们希望对他再做一次深入采访,但呆了半个多小时,他竟一直沉默,没有说一句话。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廖永和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的“红村”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子女,把他和格能合葬墓的墓首,朝向中国的大西北,“让我们枕着青藏高原的雪峰,躺在大别山的怀抱中吧。”

  奇怪的是,同廖永和生死相依的火娃子——比廖永和小了七八岁的何延德,竞也相继去世,他永远留在了祁连山下的肃北草原上。

  2010-7-26五稿,江西

  后记:廖永和的故事和传说,在报刊和书籍中多有简略介绍,有不少失实之处。我们根据当年对廖永和的呆访,和这次对其子女的补访,完成了这篇纪实作品。除故事作了还原,仍有以下地方特作更正:

  廖永和的妻子应为“格能”,而非“格明”;

  廖永和的长子应为“扣肯”,而非“可抗”;

  廖永和智取的“反共救国军第二师师长”应为“鲜正文”,而非“鲜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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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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