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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北京

发表时间:2011-12-17 17:58 内容来源:左岸文化网 作者:徐则臣

我查了一下过去的日记,3月26号,我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认识的边红旗。看明白了这个日期就觉得实际上没必要查,3月26号是海子的祭日,1989年的这一天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个纪念。我在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边红旗,在交流中心会议厅里,热烈地挤满了说诗、听诗和看诗的人。我是看诗的,具体地说,是来看诗人的。这是我一直的愿望,想集中地看看诗人们到底长什么模样。我不写诗,也不大懂诗,所以好奇。

朗诵会轰轰烈烈地开场了,穿裙子的主持人激情澎湃地介绍了诗歌节的有关情况,然后请出第一位朗诵的诗人。接着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我就看见了那些传闻中的诗人从我面前走过,站到了灯光闪耀的舞台上。很高的,很矮的,身材臃肿的,细脚伶仃的,披一头长发的,剃光头的,满面稚气的,一脸大胡子的,扭捏近于女性的,粗犷肥硕更像是屠夫的。走马灯一样,从右边的台阶上去,朗诵完了再从左边的台阶下来。声音也各不相同,有的普通话很好,不写诗了可以改做播音员,也有的整个是一结巴,一两个字就要分一次行,还有的干脆用家乡的土话,四川的,湖南的,出口就是干货。用上海广州的方言我就听不懂了,稀里糊涂的像在听歌。每一次我都热烈地鼓掌,比他们朗诵时还要认真,尽管有些诗我听不懂。比如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小女孩,在主持人宣布下一位朗诵的诗人之前,见缝插针地冲到了台上,她说她要朗诵。她解释了一番理由,就是这个以诗会友的机会难得,她大老远跑来,还花了三十块钱打出租车,然后接着说她刚出家门是看到一个比她还小的小男孩,大概上幼儿园的模样,一直跟着她,把她吓坏了,她让他走开,他不听,还是跟着,于是她想到了绑架、勒索、性骚扰和谋杀,就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冲到她前面,抱住了拴在花坛的砖头上的一条长毛狗。然后她说,我朗诵完了,谢谢大家。

就这么结束了?她朗诵完了,也就是说,她的诗结束了。我根本就没听到诗从哪里开始的,还以为她一直在述说她朗诵的前奏呢,它就结束了。这让我更加自卑,我的确不是写诗的料。有了这个经验,我后来逐渐发现,很多诗人的朗诵都像那个小女孩,我只看到他或她在台上哗啦哗啦地说话,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的诗歌朗诵完了,就下来了。应该说,是那个女孩把朗诵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接下来就不断有诗人从大厅的各个角落里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地抢在入选名单的诗人之前来到了台上。边红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开始我对他并不感冒,甚至有点讨厌,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不住地唧唧歪歪,不是说这个的诗烂,就是批评那个的诗缺少冲击力。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留一个平头,松松垮垮地套一件红色毛衣,嘴还在动。我讨厌别人在会场上嘴伸得老长去义务点评,哪怕他说的全是真理。过一会儿我又回过头,我说你能不能听听别人怎么说?

“我一直在听,”他很认真地说。“他们说的不好,你一定听出来了,不刺激。诗怎么能这样写呢?”

我咳嗽两声没理他,他却看见了我放在腿上一件广告衫。那东西是我和朋友到他供职的报社去玩,办公室的主人坚持要送我的,说多的是,谁穿都一样。让我给他们做广告了,我就拿了一件,大冷的天。

“你那文化衫借我用一用吧,”边红旗拍拍我肩膀。

为了让他住嘴,我毫不犹豫地扔给了他。他呵呵地笑两声,又问我有笔没有,最好是签字笔,越粗越好。我真是烦透他了,把水笔又扔给他。三个诗人朗诵的时间,他把笔递给我。然后我就看到他大步流星地经过走道,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套那件文化衫,在主持小姐惊愕的当儿,他已经登上了舞台,站在了众多的灯光和目光之下。文化衫已经收拾停当了,套在红毛衣外面,前面写着两个粗大的英文单词:“NOWAR”。他一定把我的墨水全用光了。

“我叫边红旗,一个绝对的民间诗人,”他说,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写诗的时候叫边塞。从来没在报刊上发表一首诗,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诗人,我有点紧张。对,我叫边塞。拿起笔的时候我是个诗人,目前可能只有自己承认;放下笔我是个办假证的贩子,就是在北大门口见人就问办不办证的那些。哪位要想办假文凭可以找我,诗人打八折。”

他说得大家都笑了,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主持人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他哄下台去。这时候他说:

“我现在以诗人的身份说话,我痛恨刚刚开始的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人类不要战争!NOWAR!NOWAR!我听了太多不疼不痒的诗歌,现在我给大家朗诵我在半个小时前创作的一首诗,刺激的,担当的,过瘾的,呐喊的——《让美国的战车从伊拉克的土地上滚出去》!”

然后诗人边塞就斗志昂扬地朗诵起了他的新作。我记不清那些像钢筋一样干硬火热的诗句了,大致意思就是他说的,人类不需要战争,让美国的战车从伊拉克的土地上滚出去。这首诗我是听明白了,尽管有的地方有点不对味,总体来说还不错,加上他的声音豪放而且煽情,效果很好。朗诵完了,他下台的时候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看到他转身的时候文化衫的后背上那条鲜红硕大的报纸的广告词。

那几天美国刚对伊拉克开战,传媒每天都向我们报告伊拉克人无辜死难的数字。边红旗的诗激起了大家的共鸣,他从台上下来,像英雄从伊拉克苦难的土地上归来。我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怎么样,哥们?”他回到座位上,依然穿着他的灵机改造的反战T恤,把脑袋伸到我旁边说,“够味吧?”

我笑笑,转脸看了他一眼,这家伙一脸天真的得意,像个抢到了糖果的小孩。我对他的感觉好了一点。“很不错,”我说。“枪响之后,应该有这样的诗歌出现。”

随后又有好几个诗人朗诵了反对战争的诗歌,把朗诵会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推向深远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要说的是边红旗,这个自称诗人边塞的家伙,在朗诵会结束之后要请我去西门的小酒馆喝一顿,因为我不打算要他还我一件T恤衫,也不想要他一件T恤衫的钱。

“你一定要去,”他说,当时我们站在英杰交流中心门外阴冷的水泥地上,观众和诗人们逐渐散去。“我是用一个诗人的身份请你,而不是一个搞假证的二道贩子。”

他都说到这样了,我只好答应。我们穿过三月底清冷的北大校园,来到西门外一家叫“元中元”的小饭店。他说他经常在这里吃饭,在海淀附近晃悠累了,就到这里要两个小菜,两瓶啤酒,自己安抚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混,还是干这个的,不容易。

边红旗和饭店的老板很熟,酒菜很快就上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边红旗问我。“学生?”

“无业游民。”

“就这些?我不信,这在北京是活不过两个月的。”

“没事写点小说和豆腐块的小文章。”

“是这样,”他说,“我们还是同行呐,来,干掉这一杯。”

喝酒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见过他,他在海淀附近已经晃荡了两年了,向陌生人揽活儿,办假证。因为我也在北大附近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蚂蚁和大象有时候还要碰碰头呢。我想了想,没想起来,我对办假证的一向敬而远之,尽管我也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文凭和身份,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屁用没有。

“干这行生意不错么?”

“怎么说呢,碰上了三五百不成问题,运气好了,逮着个冤大头,千儿八百也不在话下。就怕撞不上,一周喝上七天风也不是没有过。”

“听说抓的还挺严的,你不怕?”

“怕又怎么样?总得活下去,我喜欢这地方。北京,他妈的这名字,听着心里都舒服。”边红旗咕嘟咕嘟又喝下了一杯。“抓到了就给打一顿,大不了罚点钱,就出来了。也有蹲的,三两年,那就不好弄了。我是小杆子,赚个拉皮条的钱,接了活儿送给人家干,身上搜不到东西风险就小多了。说这个干吗?我们谈谈诗,说说文学,你搞小说几年了?”

几年了?六七年了。不过24岁之前的东西算不上小说,正儿八经搞出点像样的东西的也就这几年,多少知道点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写的慢,发的少,稿费连买书都不够,所以要给报纸和杂志写些甜蜜蜜的小文章。就这样。

“呵呵,”边红旗在我对面笑起来,“都一样,就这么回事。喜欢北京?”

喜欢。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的其他的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得找不到路了,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

“喝酒,喝酒,让诗人和小说家干杯。”边红旗又举起了杯子,我们又要了两次啤酒,桌子上已经摆了八个空瓶子了,燕京牌的。“不行了,喝多了,喝。”

的确喝多了。我还好,酒量有限,不敢放开肚皮,边红旗喝多了,他以为自己很能喝。我们一直喝到饭店打烊,老板示意我们该走了的时候,边红旗已经趴在了桌子上。我拍拍他的脸让他醒醒,他在鼻子里嘟嘟哝哝地答应我,眼睛就是睁不开,我后悔给他一块喝这顿酒了。一顿无聊的酒,说了一堆无聊的话。架着他离开饭店的时候我更后悔了,他重的像头牛,闭着眼歪在我身上,还不忘抓住那件写了“NOWAR”的T恤。我突然觉得这家伙其实满有点意思的,一个办假证的,却想着写诗,还理直气壮地在谴责战争的时候亮出自己不法分子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现在已经问不清楚他住在哪儿了,我只好把他带到我的住处。

我住在北大承泽园里的一栋破楼里,和大学同学孟一明合租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原来还有一个老同学与我们合租,他想考北大的研究生,考了两年没考上,心灰意懒地回老家去了。他走了,空出一间房子,反正也没人住,就成了孟一明的储藏室。他老婆也在这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一间房子装不下。若是平常,我从北大出来就直接步行,穿过蔚秀园,过了万泉河就到了承泽园的住处。现在不行了,边红旗成了一头失去行走能力的牛,我只好打车把他带到了承泽园。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弄上三楼,孟一明和他老婆已经睡了。我开了门,边红旗准确地躺到了我的床上,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骂了他一句,他没反应。我的床给他占了,这一夜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他的脚很臭,但却自觉地伸进了我的被子里,看得我心疼。我洗脚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铃儿响丁当》的调子。他哼了一声,转身又睡了。手机顽强地响着。我拿过来,上面显示“老婆”两个字。是他老婆打过来的。我替他接了。

“你在哪儿?”对方的女声吓我一跳,有点凶,声音不是很悦耳。

“你是边红旗老婆?”我说。“他喝醉了,没法回去了,睡在我这里。”

“我,我是他老婆,”对方说。“你是谁?他没事吧?”

“没事,就是喝多了。我是他朋友。”

“好的,麻烦你了。他醒过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上午边红旗醒来,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睡到了这里?我一听就冒火,我他妈的把舒舒服服的床铺让给你睡,自己在沙发上蜷缩了一夜,你好像还委屈了。他蹲在沙发边上,他的口臭我受不了。我扇了扇鼻子前的空气,说:

“你还有点人性没有?要不是房间里还有点暖气,我早冻成人干了!”

“哎呀老兄,不好意思,昨晚我喝多了,”他又冲着我说话,自觉地用手遮住嘴。“送佛送到西,有空牙刷没有?旧的也行,只要不脏。”

我裹着毯子起来,从抽屉里找了一个用过的牙刷给他,然后打了一个哈欠躺到了床上。这一夜把我折腾死了,蜷在小沙发里,几乎把自己折叠起来了。还有点冷,凌晨四点钟我被冻醒了,爬起来到箱子里找了羽绒服穿上。

边红旗从洗手间里出来,人精神了不少。“这地方很不错呀,叫什么名字?”

“你说我这房子?左岸。”

“赛纳河边上的左岸?”他笑起来,悠闲地点上一根烟。“现在附庸风雅的人可真不少,什么都叫左岸。没看出来你还很小资。”

“穷得丁当响,小个鸟资!万泉河左边的岸。”

“我说呢。你这房子有点问题好像,我刚刚看到一个女人从洗手间里出来,”边红旗诡异地说。“是不是还有段好看的故事?”

“扯淡,那是人家的,朋友之妻。我们合租的这房子。”

“一套三的,你们住得完吗?”

“住不完也得住,闲着也是闲着。”

“租给我怎么样?我想要一间,最小的也行,钱一分不少。”

“这事我得和一明商量一下再说,”我说,看来也睡不着了,索性起来。“对了,你老婆半夜三更打电话,查你的岗。你原来住哪儿?”

“我老婆?”他有点吃惊,拿起手机看了看。“这个女人!”他说,拨了一个号码,刚拨通手机没电了,断了。

我把手机给他,他没用,说算了,不打了。又点上一根烟,在烟雾里半天才说:“她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在乡下的小镇上。”边红旗的脸色板起来了,他一正经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用他的话说,这里头看来很有点故事可讲了。

边红旗抽完那根烟就离开了我的住处,临走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的洒脱,说这个左岸也不错,万泉河的左边,能靠上水就是好地方。我把他送下楼,他拍拍了楼前那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又嘱咐我,他想跟我们合租那房子,请我务必和孟一明商量一下,他是个办假证的,但绝不是坏人,还是个诗人呢,他拿自己打趣。

他走了我就把这事给忘了,第二天晚上正在电脑前敲键盘,他打了我的手机。口气很郑重,他说他的确想租,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每天都要为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伤脑筋,他不想见那个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房东。他让我尽快和孟一明商量,越快越好。我只好去敲一明的房门,他老婆,其实是他女朋友,沙袖,让我进去,她正坐在被窝里磕瓜子看电视。她说一明在隔壁赶教案。一明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业余给一个民办高校代课,赚钱养家糊口。我想这事先和沙袖商量可能更妥当,就把边红旗的要求说了。

“就是昨天上午那个人?”

“就是他,一个办假证的,不过人倒是挺不错。”

“办假证的?”沙袖犹豫了。“我们家一明可是搞法律的。你能保证他不会出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他人的确很不错,没事还写诗。”

“还是个诗人?”沙袖眉目有点松动了,她对着墙敲了几下,喊一明过来。

孟一明进了门就开始擦眼镜,问我们什么事。我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一明戴上眼镜,说:“我看算了吧,一个办假证的,让人不放心。”

“那好,我就把他回绝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拨好边红旗的电话,沙袖就在客厅叫我了。边红旗问我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说,先等一下,过会儿再打给你。

一明说,沙袖同意了,她希望那一个房间也能租出去。

“那你的意见呢?”我问他。

“就按袖袖说的办吧,”一明说。“当然是听老婆的。”

沙袖说:“装好人!我就是想省点钱,现在房租太贵了,三个人承担总比两个人要舒服点。给一明省一点,也给你省一点。”

“一明,看你老婆多体贴。我一个京漂住这么好的房子的确有点奢侈。”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俩答应了。看得出来,一明也想把那间空房子租出去,沙袖现在无业,所有的花销都靠北大每月发给他的那点补助和代课赚来的钱,一个人挣的粮食两张嘴吃,真够他受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边红旗,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搞一搞战略转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战略转移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会说到。边红旗第二天就把行李找辆车搬过来了。东西不多,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外就是一大堆书,都是文学方面的,小说和诗集,还有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他的藏书让一明和沙袖放心了不少。

和边红旗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块头小一号的小伙子,是他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叫他小唐,是他生意上和生活里的小兄弟。另外一个是女孩,长相还行,头发有点干枯,后来细看一下,不是干枯,而是焗油焗的欠火候,成了干涩的土黄。边红旗没有介绍,但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是谁了,就是半夜里打电话找他的那个女的,大概是边红旗在北京的女朋友。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沈丹。在整个搬家过程中,沈丹执行的完全是女主人的任务,床铺和桌子如何摆设,书籍如何堆放,生活用具怎样使用,都由她一一到来。边红旗、小唐、一明和我,都服从她的调遣,磨磨蹭蹭从下午三点钟一直搬到傍晚六点。原来房间里一明的桌椅和书架一部分搬回了他们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移到了客厅里。沙袖说,就放客厅里好了,空着也是空着。

结束后边红旗请我们吃饭,在承泽园附近的一个川味馆子里。尽管一起搬了家,一明两口子和边红旗他们还是不熟,所以让他们点菜就很矜持,沙袖微笑着不愿意点,意思是客随主便。边红旗就说,他是真心请我们三个的,不是因为我们帮他搬了家,而是能够接受他住进来。

“我知道办假证的名声很臭,”他大大咧咧地说。“尤其是在海淀这儿,警察见着就逮,过路人碰上了也要绕个弯子走。有什么办法呢,想活得好一点,呵呵,有罪埃你们能接受我,很感谢,从今天开始,我用诗人的名义在左岸生活。不会牵连你们的,只管放心。”

边红旗的话我听得半真半假的,他的样子有点像开涮,语气却很真诚。这话起了作用,一明说:“诗人见外了,既然住到一起了就不说两家话,都是小人物,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袖袖,点吧。”

边红旗拍着手掌说:“嗯,一明这话我爱听。”

沙袖说:“水煮鱼。”

一盆四十。平常我们很少吃的,以我和一明的进账,隔三差五吃上一顿还是相当奢侈的。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点了水煮鱼基本上就不会再点更多的菜了,三个人伸长脖子,用筷子在盆里打捞,能捞到最后一根豆芽都看不见了。

边红旗又说:“好!我就喜欢吃这道菜。麻,辣,香。”

沈丹说:“红旗嗜辣,三天不吃辣心里就痒痒。他跟我说,回到老家就想起水煮鱼了,一想到水煮鱼就待不下去了,就得回北京。是不是呀,红旗?”她挑衅似的斜起眼看边红旗。

边红旗伸手揽住沈丹的腰,笑了笑,说:“是啊,离不开水煮鱼,离不开北京了,三天见不着心里就空荡荡的。水煮鱼可是丹丹的拿手绝活,离不开呀。”

这种暧昧的表达让沈丹很舒服,一下子回到了小姑娘时代,脸都幸福得红了。那顿饭我们就水煮鱼聊了不少,边红旗说,他去过成都,在那儿也吃过水煮鱼,感觉味道也不错,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小唐说,不是放不下北京的水煮鱼吧,是放不下别的吧?沈丹就隔着边红旗去打小唐。边红旗就笑,不说话。后来,有一次边红旗做成了一桩大买卖又请我们吃饭,他解释说,其实不是因为沈丹,为什么他目前也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北京好,他经常站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看下面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马路,好,真好,每次都有作诗的欲望,但总是作不完整,第一句无一例外都是腻歪得让人寒毛倒竖的喊叫:

啊,北京!

是啊,北京。我们也都喜欢,都莫名其妙地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大小做出点事来。我和一明已经毕业五年了,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转了一圈,又不约而同地回来了。读大学的时候没怎么觉得北京有多好,但是几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人人都说北京是个机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去捡,想什么来什么。正如所有人说的那样,这是个做事的地方,先来了再说。既然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们就没有理由两手空空。于是就一天一天住了下来。

晚饭后小唐先回去了,边红旗把沈丹带到了我们的住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关上门我们就不便打扰了。我泡了杯茶,点上烟,对着电脑开始发呆。这个长篇已经写了一个多月,除了混点零花钱的小文章之外,这段时间我把心思都放到这上了。断线了,一个拐弯处我不满意,重写了三次还是没感觉。这个青黄不接的关节眼陡然让我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老了。不是年龄上的老,而是生活上的老,我的生活停止呼吸似的那种老,那种茫然无错万念俱灰的老。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边红旗那样的日子也不错,整天就是逛逛街,寻找一些可疑的眼睛,见到了就上去和他们答话,然后动动嘴就让这些急于求成的家伙把钱送到自己的口袋里。边红旗他们赚钱是如此偶然和可观,几乎已经具有了必然性。一根烟抽完了我还忍不住为之心动。

十一点钟结束了,我还在抽烟、喝茶和发呆。外面的门不时在响,可能是一明他们在出入洗手间。我知道今天晚上已经到此结束了,没写出来的也不会再写出来了,于是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盗版碟准备放进电脑。有人敲我的门。是边红旗,松松垮垮地站在门前,来找开水喝的。

“把水瓶提过去吧,”我说。“差不多够你们俩喝的。”

“她回去了。”

“惹人家生气了?”

“没有,她妈晚上看得严,”他说,倒了半杯水,加了我的一半凉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没意思,真是没意思。我都快渴死了。”

“你这人,搞完了就抱怨没意思。”

“是没意思,两头吊着,你说男人有个鸟意思埃”

“不行了?你应该拿出朗诵诗歌的劲头去搞。”

“不一样,老兄,朗诵诗歌是用大脑的,那事大脑大部分时间是使不上劲儿的。”

“看来你潜力有限啊,你看那些官儿的款儿的,哪个不是三个两个的都玩得挺转。”

“那是人家。说正经的,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上午我老婆打电话来,要我回家,她不想让我继续待在北京了,她已经感觉到我出问题了。刚刚沈丹又唧唧歪歪让我马上离婚,跟她过。操,你说这事,男人就这么一个东西,总不能分两下用吧。”

他问我该怎么办。开玩笑,我要知道怎么办也不至于现在还守着自己过。

“你不是写小说嘛,知道怎么编瞎话骗人。”

这话让我有点伤心。编好了可以骗别人,编不好就只能骗骗自己了,现在看来,我那些卖不出去的小说大概就只有骗自己的功用了。荒诞的是,我还自视甚高,对它们好像还有用不完的信心。真他妈的鸟鸟。

二00一年,新世纪之前的边红旗还是苏北一个小镇上的中学教师,教初三年级的语文。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中学语文教师,在那个镇中学里多少也算是一块牌子,人长的不错,课讲的也动听,能把上上下下的人都逗得开心。老婆是镇上的小学教师,教美术的,一天到晚不停地画画,白天在黑板上向一帮小孩描绘各种美丽的图画,晚上到了家里,躺在被窝里就在边红旗的肚子上描绘他们美好的新生活。她是个知足常乐的好女人,边红旗一直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和她在一起生活男人不会有气受。问题是边红旗不是,他觉得日子有点别扭,一是诗再也写不出来了,再一个就是当地的教师工资几乎减半,每月只发总数的56﹪。据说是当地地方财政包干,政府没钱,只好拿这帮老师开刀。这样一来,在小镇上仅有的一点成就感都被取消了,稍微头脑活络一点的都跑出去了。和边红旗年纪相仿,乃至更小一点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都离开了小镇,到外面的大好世界去闯荡了。在边红旗当时看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是毫无出路的。别人能走,他也能走,就辞职了,带了一本诗集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来到了北京。本来他是不想带课本的,老婆坚持让他带,说是早晚还是要回来的,不能把老本行丢掉。开始老婆死活不同意他离开家,刚结婚没两年,甜蜜的小日子还没有过够,就分开了,而且分得很彻底,谁能受得了。但是边红旗还是来了,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进了北京城。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客车在傍晚时分进了首都,边红旗激动得哭了。这时候已经是新世纪第一年的第三个月了,北京正值沙尘暴的高峰,手伸出车窗外,抓哪一把都是干涩粗砺的空气。邻座的老头问他怎么流眼泪了,他说沙子进了眼,抹了一把脸又说,你看,一脸的沙子,这北京。尽管笼罩在沙尘暴下的北京没有想像中的雍容和繁华,边红旗还是十分满足,借着沙尘暴的借口,一直把眼泪流到车站。从车站出来,他把脚结实地踩在马路上,扔下手里的旅行包开始给老婆发信息。他在手机上诗情画意地说:

老婆,我站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夜幕下火热的北京。

然后又发了一条信息:老婆,我爱你;老婆,我也爱北京。

就这样,边红旗没来由地就喜欢上了北京。后来他才醒悟到,其实那天晚上很冷,和每一个三月的沙尘暴夜晚一样冷。但是他只感到热,夹克的拉链一夜都没拉上。他就敞着怀在北京的大马路上走,他想投奔的那个在北京打工的远方亲戚他没找到,打了四次电话都找不到人影,索性不找了,就在马路上逛一夜也不错。后半夜的路上车辆和行人少了,他走得有些清冷,但是感觉很好,满肚子都是诗人的情怀,觉得路灯下的影子也是诗人的影子。然后他来到了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泪又下来了。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竟然就在眼前了,像做梦一样。他趴在金水桥的栏杆上,看见自己的眼泪掉进了水里,泛起美丽精致的涟漪。他就想,北京啊,他妈的怎么就这么好呢。

没事的时候我琢磨,边红旗哪来的这些激情?我当初来北京时怎么就没发现有多美呢?后来想出了一个理由,就是边红旗是晚上到的北京,而我是白天到的。晚上霓虹灯下的北京的确漂亮,哪儿都是繁华庄重,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和建筑,那些不好看的东西全都被夜色遮蔽了,能看到的就是那些灯,它们被五彩的光芒装饰着,然后用这些五彩装饰灯光所及的一切事物。我第一次来北京,下了火车就是早晨,空气清凉,可见度极好。我就纳闷了,北京怎么这么旧呢,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哪,车到了海淀,我都快哭了。那是的海淀完全可以说是荒凉,和我生活的那个小城的郊区没有任何区别。大学四年我几乎都待在校园里,不想出去。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到了现在才逐渐改变,现在海淀也不同了,到处都闪耀着玻璃和不锈钢的刺眼的光芒,像一个不知深浅的虚幻的世界。

边红旗坚持他的看法。即使当初几乎活不下去时,他也一直在心里大声地赞美北京。第二天他总算找到了亲戚,拖着一大包行李挤进了亲戚的小屋里。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亲戚混的实在不怎么好,完全不是他在小镇上天真地想像的那样,到了北京狗也是个人物了,现在看来,狗还是狗。亲戚正在煮面,小桌子上摆着三四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亲戚三下五除二吃了半锅面,抓起外套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让他先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了好找活儿干。然后他就看到亲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出去了。他们住在巴沟村的一户小院里,租人家的平房。

养好精神了他独自出门找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不过还比较自信,找个记者、编辑之类的活儿干干总还是可以的吧。一路上见到报纸就买,专门找过去从来不看的夹缝里的广告,挑好的工作,谦恭地把电话打过去。那一天他用了两张手机卡,一个也没成,直到最后口袋里只剩下坐车回家的钱时,才想起亲戚告诫,别挑挑拣拣的,不管什么活儿,能找到一个填饱肚子的就不错了。边红旗不服气,好歹也是个中学教师,还写诗呢。电话里的人为什么总是问他的生活和居住情况呢?这跟工作有个鸟关系!第二天他接着找,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亲戚一样,亲戚是个大老粗,靠力气吃饭是正常的,他不是。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天他学乖了,不用手机打电话了,用公用电话,省了不少钱。但是这一天的运气也不比前一天好。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巴沟,像从滑铁卢归来的拿破仑。亲戚已经躺下了,他说今天被警察追着跑了很远,累坏了,原因是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亲戚没有问他成功了没有,都摆在脸上,哪还要问。边红旗很悲伤,把亲戚从床上拖起来,两人瓶碰瓶地喝了五瓶啤酒。

他在海淀附近转了好几天,连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广告都看了,都联系了,还是不行。整个世界都跟他对着干,真是没办法。边红旗还是不怀疑,一千多万人都活下来了,凭什么我边红旗活不下来,没道理嘛。我们的边红旗找呀找,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不是一个都找不到,而是他想找的那种看起来体面、干起来轻闲的没找到。他只好去了中关村人才市场,周三周六才开放的地方。排了半个下午的队,轮到了,把身份证交上去。玻璃窗里的女人问,证呢?边红旗说,不是交给你了吗?那女人心情很糟,大概中午和丈夫吵架了,什么证都不知道还找什么工作!下一个!话音还没落他的身份就被扔出来了,搞得边红旗半天没回过神来。

“她要什么证?”他问旁边的人。

“暂住证。”

“什么暂住证?”

“老兄,”那个用安徽口音和普通话杂交出来的声音说话的小伙子说。“这东西都没有,可要小心点,别让警察给揪到了。”

“下一个!”窗口里面的女人气急败坏地敲着玻璃,边红旗只好让出了位置,他排了半个下午就等来了这几句训斥。

眼看着一天一天地晃下去,快坐吃山空了,最要命的是,没法向家里交代。老婆担那个心,每天都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着落,打得他心疼,他快光了。我不知道边红旗是怎么克服心里障碍的,反正最后他是和亲戚一块儿出去骑三轮车了,到巴沟的一个土著家里租了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见缝插针地跑到硅谷那儿揽生意,帮别人运电脑。边红旗讲到这些时一点也不伤感,相反,这段三轮车夫的生活他还相当满意,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张艺谋,整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跑。他说,人一旦降低了自己,就无所谓了,就像妓女,卖一次就想着卖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这东西搞不清楚,它一定是有快感的。他在那段时间甚至还经常跑到北大听讲座,隔三差五还进课堂,以便瞻仰那些久闻其名的学术界大师。他和我住一块儿后,我们聊天,我发现他对北大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师,了解的不比我少。

边红旗在蹬三轮期间没有告诉家人他在靠什么吃饭,他的亲戚也同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说是一项工作,不好也不坏。他更不可能告诉他老婆,他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星期被警察追过四次,好在都逃脱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还有骑三轮车的天赋,能在到处是汽车和人的马路上跑得飞快。这个新工作对他是个刺激,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坚持写诗。据他自己说,在他密不示人的诗歌生涯中,这是一个创作的高峰。坐在三轮车上满脑子都是诗,他由衷地觉得北京就是好,你看看,蹬三轮也照样诗兴盎然。

接下来生活就有了变故,亲戚家里出了点事,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不想再在北京混下去了,他觉得蹬三轮,即使在北京也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还是回家干点正事。他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走得不免伤感,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终于说实话了,待在北京几年了,他一直都不服气,希望能有所起色,心里恐惧着,希望着,但是现在,他语重心长地说,他服了。就这样。他把房子留给边红旗,自己组装的那辆破三轮也给了他,希望他不要一直把这个破三轮蹬下去,也蹬到他离开的北京的那一天。

现在边红旗独自奋战了,骑着三轮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喝酒。左手一杯,右手一杯,相互致意,互相祝福。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出事了,他的三轮在人民大学西门那儿被警察扣住了,他一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发现竟然还是个没户口的黑车,立马扔进了立交桥底下的仓库里,那里面已经堆了很多黑车。边红旗想花几块钱赎出来,警察不让,随口出了一个买一辆新车也绰绰有余的价。边红旗没辙了,恨得门牙都痒痒。当时还只是觉得难堪,后来突然有了恐惧,那种一下子失去依靠的恐惧。他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就是光溜溜的一个人,十三不靠的主,现在才发现,他还是有所依靠的,就是那辆破三轮车。它是他和北京的大地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唯一能和北京发生关系的凭证丢了,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除了那个警察,谁会知道他失去了那辆三轮车?说不定那个警察转身也忘了这事。他悲哀地蹲在桥底下的柱子旁,有那么一会儿想到,即使他死了也没人会知道,别人凭什么知道?你边红旗算是哪根葱哪根蒜?他觉得自己蹲在那儿像个委琐的农民,哼哧哼哧干了这么多天,一辆破三轮一下子就把他送回了苏北的一个小镇上。

他想拿回那辆三轮车,其后的几天他一直在算计这事。吃过早饭他就出了门,像往常一样,步行到人大西门,为了省下坐车的钱。到了北京边红旗发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对钱斤斤计较了,外出的时候他都要考虑坐不坐车,坐公交车还是打的。在老家是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的,不是他腰包鼓,而是那地方的生活开支永远也不会超出他的想像力。北京不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花钱,花多少心里也没个底,所以出门前他总忘不了看看钱包。他来到立交桥底下,冷着眼看在红绿灯底下指手画脚的警察。早已经不是那天找他麻烦的那个了。他盯着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开仓库门的钥匙。那个仓库其实只是一个铁栅栏围起来的一块场地,栅栏太高,要想把车子弄出来必须经过铁门。他希望警察能把铁门打开,然后忘掉这回事,他就可以偷偷地进去,把车子推出来。边红旗想好了,他只要自己的那辆破三轮,不要别的,尽管里面新车子也不乏其数。

这种守候相当辛苦,几乎无机可乘。要么是铁门不开,要么是警察不来,要么是门开了,警察却站在门边上,或者是隔三差五地回头。真要命,边红旗都守了好几天了,他像中了魔一样,非要把车子给弄出来。有一次几乎成功了,他趁警察盘查另一辆三轮车的空挡溜进了仓库,刚从乱七八糟的车子堆里找到他的破三轮,还没来得及拽出来,就听到警察对他大喊:

“你,就你,干什么的?!”

他慌忙撤回手,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对向仓库跑来的警察说:“我找我的打火机。”

“打火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我走路时扔着玩,不小心扔到这里了。”

“出去出去,”警察说,顺手锁上了门。“超市里多的是,到那里找去!”

边红旗对我说,当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要和警察拼命的冲动,他觉得那家伙很讨厌。当然没动手,动了手他恐怕就不会安安稳稳地过到现在了。他拳头都攥起来了又松开,还是有点怕,毕竟是警察。他无望而又顽强地守在桥底下,车子最终也没能再回来,却撞上了现在的这种办假证的生活。

那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他蹲在桥底下,看着车子和行人水一样从眼前流过。他都快睡着了,似乎已经忘了来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一个大男孩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后面二十米远追上来一个警察,喊着让他站祝大男孩的惊慌显而易见,完全是捞不到救命稻草的模样,看到边红旗站起来,甚至都想躲到他身后。边红旗把路让开,那大男孩跑过去了,他却斜穿路面迎上去,正好和警察撞到了一起,警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大盖帽掉下来滚了好远。警察骂骂咧咧地捡起帽子后,那男孩已经不知去向了。边红旗受到的惩罚是,连着向警察倒了三次歉。

第二天那男孩在桥底下找到了边红旗,要谢谢他。边红旗说,没什么好谢的,他不认识他,没想到要帮他,他只是看那个警察不顺眼而已,就这样。

“但是你确实帮了我,我知道,”那男孩说。“请你吃顿饭总可以吧。”

边红旗没和他客气,他已经很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这些天他一直蹲在桥下,一分钱没挣到,连房租都要成问题了。他们吃饭的时候瞎聊,边红旗爽快地说起自己的破三轮。那男孩觉得他很真诚,就告诉他,他是个办假证的,刚出道,不懂行,差点湿了水,然后向边红旗大力推荐这种发财的中南捷径。

男孩说:“说到底,就是讨价还价的事。你能侃倒客户,就能赚到钱。”

边红旗不这么想,他明白这是犯法的事,所以同样爽快地拒绝了。男孩说没什么,给他一张名片,说想通了随时可以找他,他负责向他的朋友推荐。当然,如果没钱了,过不下去了,也可以找他,多了没有,解他几天燃眉之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散了,两个人喝得很开心,觉得对方可以成为不错的朋友。

喝完了边红旗就把那个男孩给忘了,直到房东催着要房租时才想起来。那几天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花在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上了,但还没找到。他翻出名片,死马当活马医,拨了电话。那男孩说,他正在北大的蔚秀园里,现在就可以过去找他,中午一块儿吃顿饭。边红旗就去了,那男孩正在和一个西装革履的胖男人谈话,争执是八百块合适还是五百块合适。男孩要八百,胖子只给五百。男孩就对边红旗说:

“这是北大的,不好搞的,你说值不值八百?”

“当然值,”边红旗说。“要是其他学校的你给八百也不敢要。不给拉倒。”

经他这么一说,胖子就软了,犹豫了一下点出了八百块钱。

胖子走了以后,男孩说:“边哥,多亏你那句话,一句话就赚了三百。你要干这一行肯定前途远大。”

“干什么?我不会,犯法的事。”

“怎么不会?刚才不是干得很漂亮嘛。”

“那也算?”

“就是这么干的。你觉得犯法了吗?犯在哪里?不过是说几句大话,吹牛又不犯罪。”

说的边红旗一愣一愣的,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就算做成生意了?好像感觉不到在犯法呀。

后来边红旗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笑嘻嘻地拍着小唐的肩膀说:“妈的,就这样上了小唐的贼船了。”

那男孩就是小唐。那时候他还不成熟,混了两三年了,吃得膘肥体壮的,已经看不到当年那个大男孩的影子了。之后边红旗和小唐混在了一起,逐渐发现,办假证并不像蔚秀园里的那样简单,当然,即使通晓了其中的所有门道,他也发现,也并不像想像的那样恐怖。他就逐渐干上了,给自己定的原则是,绝不涉足大的,只挣嘴皮子的钱。

日子很快就好过了,他搬了家,从巴沟搬到了西苑。租了那儿一户人家的一间平房,然后认识了沈丹,因为沈丹就是房东的女儿。他和沈丹搞上,又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我没有觉得和一个办假证的生活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劲儿,一明和沙袖大概也是这样。如果说开始他们还有所顾忌,那么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我们在一起的任务,只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而已。大家都忙,一明要上课和教书,我要写东西,要到处乱逛,边红旗要出门怂恿有钱人办假证,清闲的只有沙袖,除了偶尔找个工作干两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房间里做饭和看电视。我们的公共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偶尔相互串串门聊聊天,或者是聚会,一周出去吃那么一两顿。主要是边红旗请客,如他所说,他的钱来的容易。

他的钱来的容易,这个我信。他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讲一些白天里好玩的事,说是给我的小说提供素材。比如他说,半年前他就宰过湖南的一个当官的。那天他寻寻觅觅地在海淀周围转悠,天快黑了也没有一个生意,他就倚着一棵树抽烟。一辆轿车停下了,他直觉是有事干了,果然,刚掐灭了烟车门就打开了,出来一个戴墨镜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司机。车里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西装领带,眼睛瞅着别处。边红旗歪头看见了车牌,湖南的车。他凑上去说,办证?戴墨镜的四下看了看才说,到前面说。边红旗跟他到了一棵树底下,墨镜才说,要个硕士毕业证书,学位班的那种,北大工商管理的。边红旗说没问题,开价两千。墨镜认为太贵,说他了解过了,一搬都在八百块钱左右。边红旗说,看来老兄还是门外汉,北大工商管理的证书原件不好找,找个原件看看还要请客送礼,还担心两千块钱不够呢。你知道读北大工商管理的学费是多少吗?边红旗伸出几个指头晃了晃,这个数。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这个数是多少。他们压低声音争执了一会儿,轿车的喇叭响了。墨镜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撅起屁股和车里的老板谈。一会儿过来了,说就这样吧,两千就两千,给了边红旗一千块钱定金,又给了他两张照片。就是车里的那个人。然后约好了取货时间,墨镜就上了车跑了。

有意思的还在后面,边红旗说。他把照片拿回去,找到小唐,让他把东西拿过去找人制作。小唐一看照片就乐了,照片上衣冠楚楚的家伙两年前就办过一个假的,是本科毕业证书。那时候小唐刚到北京,跟他表哥混着玩,当初他表哥就狠敲了他一回。小唐说,那家伙是长沙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不敲白不敲。边红旗心里有数了。交货那天他卖了一个关子,说两千不够,他找原件就花了一千五,再花成本费,还有人力,赔大了,要提价,三千。他把做好的假证给墨镜看,要就三千,不要拉倒。假证看起来比真的还诱人,墨镜只好屈服了。

“那你到底赚了多少?”我问边红旗。

“两千七。”

“操,这么容易,”我说,“今天如何?”

“还行,一千。”

“赚了这么多,老边,要不要表示一下?”

“没问题,走,吃水煮鱼去。”

就去了。往往都是这样,我一怂恿,就去了。叫上一明和沙袖。走到半路,沙袖提醒他要不要叫上沈丹,边红旗说,叫就叫吧,反正她在家也屁事没有。打沈丹的手机,她说正在和朋友逛街,怕是赶不回来了,明天晚上再过来。边红旗关了电话说,这样最好,女人有时候很烦,总喜欢唧唧歪歪地说你不爱听的话。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沈丹见了面就让他赶快离婚。

遥远的战争还在打,美国的战车正在向伊拉克南部挺进。我们坐在饭店里边吃边看电视,中央四套,几个军事专家正在屏幕上分析即将到来的战争局势。所有人的分析似乎都有道理,水煮鱼的味道也好,所以吃得大家都很开心。后来画面切换到战火过后的断壁残垣和伤亡的伊拉克人时,就让人有点那吃不下了。

边红旗说:“死一个伊拉克人跟死一个法国人是一样的,跟死一个丹麦人是一样的,跟死一个中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哥伦比亚人、一个毛里求斯人,也是一样的,跟死一个美国人也是一样的。他妈的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去草菅人命!”

他是容易激动的那号人,嘴里骂骂咧咧,筷子也跟着摔起来。老板赶快把电视关上,都熟悉,老板知道关了电视边红旗就会没事的。

一明说:“老边,说点别的吧。”

“说什么?”

沙袖说:“你在老家也这样?”

“哪样?”

“激动呀。”

“不激动,”边红旗说,把水煮鱼里的豆芽挑来挑去。“激动不起来。现在想来,在家里简直就是生活在世界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激动个啥?也不是不关心,就是觉得那东西离你很远,远得根本与你的生活无关,完全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世界的事。”

“现在呢?”

“世界一下子离我近了。我跟你说,不矫情,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这话是不是像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没关系,随你们怎么想,就是这样。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了,别人可能看不见我的那个点,可我自己看见了。过去我什么都看不见,像一头蒙上眼睛拉磨的驴那样过日子。”

“那样也不错,”我说。“一到阴雨天,我心情就低沉,就想着找个好女孩结婚算了,生个儿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安静平和地守着两间屋檐,就像拉磨的驴一样活着也挺好。”

“操,作家就这境界?”边红旗说,“这可不行。不就活得惨点儿么?都一样,首要的是先说服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话听的我和一明都不明白。啥意思?

“举个例子,”边红旗说,刚才义愤填膺的边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意气风发的边红旗,捋起了袖子。“比如我,比如今天上午,我遇到了两个要办假证的女孩。说是韩国人,想办北师大的硕士毕业证,我就骗了她们一千块钱。”

“你不是说办假证也讲职业道德的么?”

“那两个女孩让我不想讲了。跟我说话的时候操着硬邦邦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她们俩商量价钱的时候,一转身你猜怎么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把我给气坏了,一气之下我给了她们我的拷机号码。”

“怎么说?”

“拿到定金我就把拷机给扔了,又不值钱。不道德是吧?我不觉得,我要挣钱,要干自己的事,我不喜欢她们这样搞,既想当什么又想立什么的。所以我问心无愧。”

“你就是这样说服你自己的?”我说。

“还不充分吗?”边红旗呵呵地笑,让我们继续喝酒。“我想多赚点钱做点事。还有,这事你可不能写到小说里,否则那两个女孩看到了找我拼命。”

边红旗说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你摸不透一不小心他会怎么想。说实话,从边红旗住到我们的房子里一直到他离开,我都没法说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过这也没关系,一明说,大家萍水相逢,只要相安无事,弄那么明白干吗。是啊,搞的太清楚也许就没意思了。我们碰到了就在一起玩玩,聊聊天,吃吃饭,生活说到底还是每个人自己的。

按理说,我和边红旗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我很少向他打听生意上的事,在这一行有些应该是忌讳的。他平常也会说起一些,说了也就说了,都没往心里去,当一句笑话。有时候他也会找我和一明帮忙。比如翻译个东西,或者随便写点假材料什么的。翻译我不行,英文只记得二十六个字母了。这种事他都找孟一明。一明念书刻苦,英语这些年都没丢掉,加上在读书,又要复习考博,翻译一点小东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的字写的还不错,有什么假材料要钢笔誊写,他就找我。我写过三个,一个是毕业鉴定,我在那份假材料上过了一回系主任的瘾,签了一个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名字。另外一个是班主任评语,按照边红旗的要求,尽拣好听的说。还一个只是签名,大概是模仿某个单位的头头的笔迹,签之前练了大半个小时,把那个名字绕完了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但是很像。为此他又请我们吃水煮鱼。席间他说,和我们住在一起真不错,基本不要再求别人。原来每次翻译材料都要联系甘肃的一个外语老师,长途跋涉地把材料寄来寄去,因为北京这边找不到合适而又可靠的人。边红旗开玩笑说,我和一明都是从犯。我们就笑笑,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对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敏感了,在翻译和签名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办假证的概念,只想到是在帮室友一个小忙,如此而已。

水煮鱼吃完了,刚到住处,一杯茶还没喝完,沈丹就打车过来了。我推推边红旗后背,让他赶快回自己的房间。一明和沙袖也暧昧地笑了,就那么回事,他们俩当然比我更懂。然后就听到洗手间传来水声,我开玩笑地问一明,你猜他们在干吗?

“你又在耍流氓了,”一明说。“轮到你,你的动静会比谁都大。”

我说:“沙袖,你看看一明,满口胡言。赶快把他带回去修理一下,动静最好不要太大。”

沙袖像往常一样,脸及时地红了,嘟囔着抱怨我,把一明拉走了。一明很乐意,他们俩已经触景生情了。

我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里喝茶,电脑里的音乐想起来,觉得这些锣鼓笙箫的声音离我很远。别人的快乐离我也很远。也许是该找一个女朋友了,可是总以为时候不对,我感觉脚底下空空的,站不稳,这样的生活让我一直有漂着的感觉。也的确是漂着。可是这种漂着的难以生根的感觉,让我不愿意在爱情和婚姻上扎根。大概就这样。我没法说服自己安定下来,尤其是打开电脑,看到我敲出的那些字的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它们存在的意义。就这样,让我难过。

喝了一点酒,现在上头了,有点晕乎,半真半假地在躺椅上就迷糊过去了。我是被边红旗和沈丹的吵架声弄醒的。他们又吵了,为离不离婚的事。我听到沈丹说,你看我这样像什么?三天两头往这跑,半夜三更地再摸黑回家。我为什么不能跟自己的男人在一起,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心安理得的家?

边红旗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要离我也得回去再离吧,现在跟谁离?”

沈丹说:“那你现在就回去,离不了就不要回来!”

边红旗说:“都十二点了,我怎么回去?”

“好,你不回去我回去!”沈丹的声音突然放大了,带了一点哭腔。她把门打开了。“我现在就回去!我像什么呀?我不是个妓女,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她穿过客厅,狠狠地带上了大门。

我听到边红旗穿着拖鞋在客厅里拖拉来拖拉去,然后敲响了我的门。

“兄弟,给根烟,”他说。“我的抽完了。”

“你怎么不追出去?”说完我又觉得不合适,我应该装作什么都没听到。

边红旗走到窗户边,伸出头向下看,点上了烟。“她打车了。车开了。”他说,“你看,女人嘛,就要跟你闹,闹完了什么事都没了。我知道的。”

我把音乐声音调校边红旗沉默着抽完那根烟,掐灭的时候说:“这烟,中南海,中南海。”停了一下又说,“兄弟,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还有什么?女人呗。”

“你更喜欢哪个?”

“说不清楚,”他又点上一根烟。“在家里觉得老婆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到了北京,又觉得和沈丹在一起其实也不错。”

“有种说法你试试。就是认真想着哪个女人要离开你了,如果你觉得有股尖锐的痛楚从小腹泛上来,那这个女人就是你最爱的。”

“早就试过了,是我老婆。可是如果把北京和我老家比作女人,离开北京我会更难受。”

“你就这么想待在北京?”

“我觉得北京更适合我,我能做出点事来。”

“让你老婆过来就是了。”

“她不愿意,她一直觉得北京很可疑。她希望能在那个小镇上安安静静地教书,她是个不错的小学教师。”

我也点上一根烟,“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边红旗说。“快把我烦死了,搞假证也没这么复杂。有的女人你他妈的就不能惹,惹了一辈子就没办法清静。”

“谁让你光着屁股去惹马蜂的。”

“是啊,妈的,谁让我光着屁股去惹的呢。”

西苑那地方我去过很多次,从北大西门坐公交,很多车都经过西苑。如果从承泽园出门左拐,步行去那里也很方便。有一回一起去颐和园,边红旗指着西苑站牌附近的一条小巷对我说,沈丹家就在那里,就是那栋小灰楼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沈丹祖父留下的,破得不成样子了,但听说很值钱,大概打算奇货可居。

边红旗租到沈丹家的房子,纯粹是一个偶然。巴沟不想待了,房东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催得他屁滚尿流,他跟小唐合伙赚的第一笔钱就填补了欠下的房租,声明第二天就搬走。当时小唐就住在西苑,他说那地方有很多人家愿意租出空房子,只要价钱合适。他们俩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西苑打听,傍晚的时候找到了沈丹家。沈丹的妈妈说,先前家里是住过一个房客,刚走,现在不太想租了,价钱太便宜,整天还跟着提心吊胆的,划不来,除非价钱合适。她和老头耳语一番出了一个价:每月六百。

边红旗和小唐说:“每月五百吧。”他们实在不想再跑了。

老夫妻俩说:“六百。还加上免费的洗澡间呐。”

边红旗说:“五百。就是因为可以洗澡才出五百的,要不就四百了。”

他们为着一百块钱争执不下的时候,沈丹带着两个朋友回来了。边红旗说,当时他对沈丹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北京女孩,说不上难看,也说不上有多漂亮,很青春很活力的那种。她的一个朋友小声说,那是你们家亲戚?满帅的。沈丹就停住了,她本想穿过院子和朋友进自己的房间的。她站在边红旗对面,知道了他们争执的原因,就对父母说:

“五百就五百吧。闲着也是闲着。”

她妈说:“丹丹,这钱可是都归你的,少了也是少你的。”

沈丹说:“不就一百么,多这一百我也发不了。”

边红旗和小唐顺着沈丹这个梯子就上去了,坚持五百。老两口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答应了。后来沈丹告诉边红旗,所有的房租都是留给她做嫁妆的。

刚住进沈家,边红旗还很老实,从来不往歪处想,也没那个心思。老婆在远处如饥似渴地思念,还是个好老婆。办假证他刚出道,胆怯、谨慎,而且尽心尽职,生怕有一桩生意做不好。尝到甜头了,想赚点大的,又不敢十分深入,觉得两脚悬着,弄得整天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曾想过赚足了钱自己搞,所有东西都自己来,从拉客到制作一条龙,那样赚多少都是自己的。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有个类似的家伙被抓到了,警察在他的住处搜出了制作假证的一套设备,挨了一顿打,罚了好几万,还被判了五年。这就太不值了。他有点怕,为了过好日子到头来蹲了班房,他不愿意,从此才定下心来做一个皮条客,凭一张嘴赚个差价。这一担子事放下了,边红旗才觉得生活比蹬三轮的时候轻快多了,好日子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抓到。他才开始注意到沈丹,这时候,他已经在沈家住了半年了。

根据边红旗的介绍,如果不是我的歪曲,应该是沈丹更主动一点。边红旗说,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反正是一个晚上,房东的女儿敲响了他的门,问他要不要开水。沈丹刚下晚班,坤包还挎在肩上。她站在门外微笑着,光影里边红旗觉得她突然有了点味道,女人的味道。他喜欢这种娴静的平和的女人的味道,他老婆就是这样的女人,处处都像一个女人,尤其是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边红旗心中总能在两秒钟之内升起温暖巨大的爱意,他喜欢在老婆做饭的时候从背后抱住她,把脑袋贴在她背上。这种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个踏实的孩子,老婆像他妈。边红旗在房东女儿的身上突然看到了一个女人,他慌得拖鞋都穿倒了。

“要开水吗?”沈丹说。

这句话边红旗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沈丹从天刚有了一点凉意时就开始给他送开水。她说边红旗一个单身的男人,大概连开水都懒得烧,不过是顺便,多烧一壶就是了。

“要么?”沈丹又问。

“要,呵呵,”边红旗都有点结巴了。“要。”

门敞着,沈丹拎着水瓶到了门前。“水。”

边红旗走上去接住,说了声谢谢就往回走,准备放到床前。

沈丹说:“不请我进去坐坐?”

边红旗搓着手说:“请进,请进。你看,多不好意思,乱七八糟的。”

沈丹说:“单身汉的房间都这样。”她在椅子上坐下,“北京过得惯么?”

“还行,我喜欢这地方。”

然后是一大段沉默,两个人都数着自己的手指头。

沈丹说:“我朋友说你很帅。”

边红旗说:“往哪帅?都老的不像样了。”

沈丹说:“瞎说,三十都没有老什么。”接着莫名其妙地小声笑起来。

跟着气氛就放松了,和谐了。其实早就很熟悉了。他们聊起来,不再只看着自己的手指,眼光谨慎地放到对方的身上去,经意的,不经意的,聊得很好。外面的风有点冷,沈丹伸手关上了门。她说她是百盛超市的收银员,边红旗说他知道,他在她工作的超市里买过东西,不过不是她收的钱。他们又笑了,觉得这种事也很有意思。后来又聊了一些,但是不多,因为沈丹的妈妈在院子里叫她了,说电话来了。

就这样,第一次深入一点的接触结束了。有了第一次事情就好办多了,未来的道路并不漫长。

这一段时间沈丹都是下午连同晚班,下班回到家大约十点。父母是那种老派的市民,习惯早睡早起,天冷上一点就早早上了床,睡不着就坐在被窝里看电视、说话。现在沈丹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进了家门先问问边红旗要开水不要。当然是要的,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她还是先问。聊过天的第二晚上,沈丹没有问,直接拎着水瓶敲了边红旗的门。第一下敲门声刚响,门就开了,边红旗站在门口。

“下午我看见你了,”沈丹说。“到超市去买烟。为什么不到我的收银台去?”

“怕你不要我的钱。”

“美的你!”沈丹笑着,把水瓶放到该去的地方,直起腰来斜着眼睛看他。边红旗又看到了一个女人。

“你很漂亮,”边红旗说,说完了立刻觉得自己俗不可耐,他知道自己心思已经出了问题。但是说出来了,而且被对方听到了。

沈丹低着头不吭声,坐下的时候差点碰到了椅子,边红旗伸出了手。其实没必要伸手,他想缩回来时已经迟了,沈丹抓住了他的手。她没有坐下,而是站起来钻进了边红旗的怀里。真简单,老边想,当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算计到他老婆,现在就这么简练的几下子。怀里多了个东西,他倒觉得心里空了,有点紧张,莫名其妙的有点怕。他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像个男人,于是把沈丹抱紧了,两个人找了半天才扭扭捏捏地找到对方的嘴。

对这一段我本能地产生好奇,我问他:“下面演什么?”

“什么也没演,亲完了就差不多了。有点快,我没反应过来。”

“压轴戏什么时候唱的?”

“三天以后。”

还是晚上。白天边红旗要出门做生意,租房子时他对沈丹的父母说,他是个搞推销的,白天上班晚上休息。他担心他们知道他是个办假证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三天时间足够他反应了,而且其后的几个晚上他们一直都在温故知新,边红旗的两只手到处乱跑,跑得他们两人都快受不了了。

边红旗等沈丹回来,十点半了还不见人影。他决定先洗澡。肥皂刚冲干净,有人推门,是沈丹。沈丹一手抱着衣服,一手捂住了眼,嘴里发出弱化了的惊讶之声,以表明她的闯入是无辜的。窗户的灯光在院子外面,又听不见水声。边红旗毫不犹豫把她拽进了浴室。接下来的事情在他的想像里已经发生过了很多次,唯一的区别是,他把地点搞错了。

门插上了,他们在热水存留的暖气里赤裸着身子,沈丹缠在他身上,像一根饱满的藤蔓。都是忍了很久的样子,有点凶狠,有点残酷,所以十分激烈。

边红旗气喘吁吁地说:“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沈丹也气喘吁吁地说:“我知道。”

边红旗说:“我喜欢你。”

沈丹说:“我知道。”

边红旗说:“我是个办假证的。”

沈丹说:“我知道。”

边红旗说:“我已经有老婆了。”

沈丹说:“我知道。”

边红旗说:“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

沈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结束以后,边红旗问她:“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沈丹说:“我当然知道。”

边红旗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沈丹说:“半年多了,什么事打听不到。”

边红旗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人家都知道,自己还绷着脸打算把能藏的都藏着,能掖着都掖着,没必要。

边红旗又说:“你知道我是办假证的,又有老婆,干吗还跟我这样?”

沈丹说:“你说呢?喜欢呗。”

这话听得边红旗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了。听听,喜欢呗。他觉得有点像那么回事了。他一直把婚外恋视为洪水猛兽,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被北京女孩三个字就给消灭了。你再听听,喜欢呗。多好。听得他心安理得。

他们的关系秘密地维持了三个月才被沈丹的父母发现。都是该死的房租。老太太有一天对边红旗说,现在烧暖气了,过去的房租有点少了,加五十吧,顺便也把前两个月暖气费一块儿交了。边红旗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老太太问女儿,房客的房租交了没有?女儿说,昨天就交了。老太太又问,他交了多少?女儿说,当然是每月五百了,不是早就说好了么?老太太是个过来人,大概梳理了一下这段时间以来女儿和房客的蛛丝马迹,觉得可能有问题了。事实上的确有问题了,自从他们俩搞上以后,沈丹就再也没收过边红旗的房租。每次边红旗装模作样地要交房租,沈丹就说,交什么交,留着买点补品吧。

边红旗嬉皮笑脸地说:“我交的还少吗,哪个月不交个几十次?”

沈丹羞了,要打他,两人又抱在了一起。半个小时后,边红旗疲惫不堪地说,又交了一次房租。

老太太把她的疑心告诉了老头,老头给她这么一说,越想越像,汗都出来了。房客不过是个房客,来路还都没摸清楚呢。他们没敢声张,决定暗察。他们和平常一样,晚上早早就熄灯睡下了,到了午夜十二点,老太太摸黑起来,轻轻地敲响女儿的房门。里面的灯还亮着,就是不见回应。老太太觉得寒气开始上身,从脚底往上爬。她回到卧室,扼要地把情况跟老头说了,两个人趴在黑暗的窗前看着边红旗的小屋,两眼瞪得出了火。一点钟左右,房客的门开了,他们看到女儿抱着一堆衣服鬼鬼祟祟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女儿只穿着贴身的棉内衣,月亮在半天上明晃晃地照。

老两口泪流满面地拷问女儿,越问越多,房客竟然是个结过婚的假证贩子。老太太差点当场晕倒,老头子痛不欲生,家门不幸埃沈丹倒很平静,说,反正都这样了。老两口一下子听懂了,“都这样”了,女儿都给人家“这样”了,他们不能不想得开一点了。

“你图他个什么?”

“我喜欢他,人好。”

“他是个办假证的!”

“我知道。”

“他结过婚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你说你知道什么?你这是第三者插足!是和有妇之夫通,通那个!你什么名分都没有!”

“那我怎么办?”

“你真的断不了?”

“断不了,也不想断。”

“那好,让他离婚,明天就滚回家离婚!”

老两口的教育起了不小的作用,效果不在阻止沈丹和边红旗的交往,而是提醒了沈丹,对一个女人来说,仅有爱情是不足以保障的,还得有婚姻。沈丹觉得这么长时间实在是昏了头了,稍微动一点脑子也知道,没有一张结婚证书你拿什么拴住边红旗。他老婆离得再远还是老婆。她觉得父母说的对。她找到了边红旗。

“我要你离婚。”沈丹说。

“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

“我为什么不能有这个想法?”

“我不是说了我结过婚了么?”

“我不知道!”

“我也告诉过你,我是个办假证的。”

“我不知道!”

“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吗?”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要你离婚!”

边红旗头都大了,果然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女人,头脑犯晕的时候什么都知道,一清醒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边红旗无话可说,吃了几个月丰盛的大餐,人家逼着统一付帐了。他气呼呼地摔了门出去了。他希望沈丹能够再次想通,就像当初一样,两眼盯着所谓的爱情,而不是像十字架似的婚姻。他不想离婚。

好玩的是,沈丹的父母突然也回过神来了,开始反对他们俩在一起,离了婚也不行,理由是边红旗不是北京户口。工作可以暂时放一放,有没有北京户口是大事,谁知道他以后会跑到哪儿去。沈丹不答应,她就是不愿意断,用她的话说,她想跟红旗过一辈子。边红旗听了头皮都发麻。他们不断地谈判,终于有一点击中了边红旗的要害。

沈丹说:“你喜欢我吗?”

边红旗说:“喜欢。”

沈丹说:“你喜欢北京吗?”

边红旗说:“喜欢。”

沈丹说:“你想留在北京吗?”

边红旗说:“想。”

沈丹说:“我们结了婚你就可以一辈子留在北京了。”

边红旗勾到裤裆里的脑袋抬起来,死鱼一样的眼里放出了光。他觉得手心里出了汗,什么话都不敢说,怕说错了。沉默是金,先沉默才有可能抓到金子。过了半天他才说:

“你让我想想,离婚是需要时间的。”

这句话里充满了希望,成了沈丹以后很长时间里安慰自己的工具,也是她和父母相持的武器。看得出来,沈丹是那种坚忍不拔的人,从她和边红旗吵架中就能发现,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顺利地贯彻到底。老头老太太的反对无效,只好妥协了,没办法,女儿已经跟人家“这样”了,而且现在依然“这样”,甚至都不太注意回避他们老两口了。他们只好寄希望于边红旗早点离婚,偏偏边红旗只说不练,拖拖拉拉一个婚一年了也没离掉。他们也没辙,婚是人家的,你急没用,他们就唠叨,边红旗一回去他们就唠叨。边红旗终于受不了了,就搬到我们那里了。

从三月份开始,流行于广州的非典型性肺炎就开始向北京转移。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再非典型它也是个肺炎。二月中旬我给家里打电话,姐姐说,家里现在到处都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冲剂,听说可以预防广州的那种肺炎,让我赶快到药店去买点,防患于未然。我安慰姐姐说,别听谣言,广州人最喜欢大惊小怪了,报纸上不是说已经差不多了么。那时候的报纸的确是这么说的,没什么,能有什么?广州人畏之如死,让我好笑,觉得是一场闹剧,有点隔岸观火的冷嘲。没想到好日子不长,非典型性肺炎过来了,人们愤恨地简称为“非典”,医学界则用科学地称之“SARS”。

这个叫做非典和SARS的东西在四月中旬开始像股市和国际新闻一样挂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战争的枪声零零落落地响,一般市民的神经已经被拖得疲沓了,在伊拉克战争几乎不再成为新闻时,非典像一盆冷水,让整个北京激灵了一下,然后哆嗦不止。北京人原来比广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开始进入高发期,报纸和新闻整天都在头条报道最新情况。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报》,头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动一个报告:今日新发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详细地介绍病人所在区域。后来又增加了外地非典信息,全国在今天的非典状况一目了然。终于看得我头皮发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开始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带上了口罩,有的还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镜,因为传闻曾说,病菌也可以存留在头发和手上,还可以通过角膜传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仅他人成了地狱,就连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没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头发、你的手、你的角膜将会和空气中的一颗病菌合谋起来置你于死地。我们惴惴不安,担心非典的鬼魂附体。

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间里写小说,因为外面乱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写上一天,晚上再写一会儿,然后在十一、二点钟下楼散步,散步回来看碟。很有规律,因为哪里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关了门,朋友上班的也越来越少了,都蜗在家里,有事就打电话。非典期间其实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课后来也停了,上不下去,听说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医学部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牺牲在岗位上。一惊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门的主要是边红旗,他在家里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烦。沈丹开玩笑说,他就是沿街乞讨的命,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

边红旗的确是待着不动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为了沿街乞讨。没人可以乞讨了,正儿八经干正事的都轻易不敢上街,何况想办假证的,海淀周围已经没人有心思再去看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办假证的小广告了。开始的时候,边红旗每天回来都说,妈的,生意难做,要办证的是不是都得非典死绝了?转了一天连个暧昧的眼神都没见着。后来他就不再提生意上的事了,而是及时向我们报告外面的最新动态。比如哪家饭馆熄火了。哪家娱乐场所关门了。硅谷附近怎么门可罗雀了。又说,大街上车子少多了,公交车常常空荡荡地晃来晃去,没人敢坐了。坐出租的也少了,有钱的都去买私家车,没钱的就只好改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因为一夜之间人人都明白了提高体质的重要性。他还断言,非典期间北京私家车的增长率一定远远大于同期的任何时候。

“反正满大街都是口罩,”边红旗摘下自己的口罩说。“我进承泽园的时候,门卫差点没让我进。我戴了口罩他就不认识了。他让我带话给你们,下次出门一定要把出入证带上,马上要换一个新来的门卫。”

边红旗说,到处都在查证件,非本单位本住宅区的一律不让进入。为了让沈丹能够和过去一样出入承泽园,边红旗给她也办了一个出入证。有一天小唐也来了,我很奇怪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说当然是凭证进来的,然后对我亮了一下他的出入证,上面有他的照片,写的地址却是我们的房间,他还特意注了“左岸”两个字。

我问小唐:“你什么时候办的证?我们几个是统一办的。”

小唐一脸狡猾的笑,“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办假证的。”

因为非典,边红旗也很少到外面的馆子里吃了,和我们搭伙,轮流买菜,沙袖掌勺。有时候是沙袖和沈丹两个共同在厨房里忙活。沈丹现在空闲的时间多了不少,非典同样极大地影响了超市的生意,客流量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顾客们带着双层口罩,一次至少要采购一周的用品,大包小包地往回拎,因为超市是人口密集的公共空间,传染的几率比较大。她经常可以轮到歇班,歇了班就来找边红旗。买菜,做饭,吃饭,温存一番,然后为离婚的事吵架,吵完了就骑着边红旗给她买的电动自行车回家。不吵架的时候一般心情都比较好,就叫我们几个陪他们打扑克。打八十分,沈丹放苍蝇的技术很高。

周末的一个早上,沈丹打电话告诉边红旗,她进承泽园的出入证丢了,问他怎么办。当时小唐也在,小唐说,还能怎么办,搞个假的呗。然后他就回去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小唐挎着一个小包回来了,往桌子上一摊,纸片,印章,刻刀,封塑薄膜,印泥,一应俱全。我第一次目睹制作假证的全过程。小唐按照出入证的格式,在我的电脑上打印了纸片,然后让我模仿真本上的字迹写好有关文字,贴上沈丹照片。他在一边刻章,大约一个小时,印章搞定,在一张白纸上试了一下,很像那么回事。午饭之前沈丹的出入证就弄好了。他让边红旗给沈丹打电话,只管过来,到时候边红旗把她的出入证送下楼去。

我和一明、沙袖他们多少有点大开眼界,就这么轻松就做好了。这就是办假证。

小唐说:“这是正儿八经的小儿科,我只会搞这一点。看毕业证造假那才叫过瘾,水纹,暗记,全是专业人员电脑分析出来的。纸张也要特制的。”

我们只有瞪大眼镜的份了。果然隔行如隔山埃

那天我们四个男人碰巧了都无聊,就放开了肚皮喝酒,我酒量不行,喝了两瓶啤酒就爬到床上睡觉了。一觉醒来,他们喝完了,清醒的只有边红旗,一明和小唐的筷子都抖了,总是夹不住菜。我继续躺着,不想起,听他们叽里咕噜地说酒话。接着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后来,我被沈丹的哭声弄醒,他们又吵了。

沈丹说:“再不离我就死给你看!”

边红旗说:“那我明天就回家。”

沈丹说:“非典这么严重,你怎么回去?我不放心。”

边红旗说:“你到底想不想我回去?”

沈丹说:“我也不知道。”

边红旗说:“好,好,我回去。反正待在这里也赚不到钱,回去算了。”

沈丹就算默认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总算达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边红旗最近就回家,把婚离了。但是怎么回去是个问题。外面传闻,北京居民外出受限,很多地方都在歧视北京来客,担心他们把非典也顺便带过去。据说有个在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刚回老家,又被村里人赶了出来,村领导找了几个壮汉,硬是把他拖到了村子外面,从公款里拿出几百块钱,让他想办法再回到北京去。更有甚者,地方上的领导公开通知客居北京的人,不得随便返乡。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那地方的火车站贴了告示,凡有举报北京来客者,每个奖励人民币五百元。能不能回得去,这是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途中避免病毒感染。汽车火车都不保险,飞机更难说,空气流动差,感染的机会更多。

“那怎么办?”沈丹说。

“什么车都不能坐,自行车还不能坐吗?”

边红旗的回答吓了我一跳,从北京到他们家,大概不少于一千公里,骑自行车还不骑死。小唐半梦半醒,听了也不免兴奋,说:

“操,边哥,真的假的?你骑车回去?”

“有什么?我爹当年贩卖私盐,牵着毛驴一次就步行五百里,不也过来了?”

“都老黄历了,那是什么年代。你真能骑回去,我就陪你。”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就骑自行车回去。”

小唐的酒一下子醒了,噌地从椅子上坐起来:“真干?”

“真干。”

小唐打了一个饱嗝说:“操,这下亏大了。”

边红旗的决定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一个交通如此便利的时代,这种做法完全是超出我们的想像力的。送走了沈丹,边红旗和小唐就商量起了骑自行车回家的事。这家伙做事常常让你不知所措,他不按常理出牌。非典在北京刚刚兴起时,他老婆打了好几次电话让他回家,说家里更安全。边红旗不回去,他说这边挺好的,不是出门就能撞上非典的,大不了待在屋里睡觉。他对我说,的确是不想回去,待北京两年多了,回到家反倒不适应了,他还是喜欢待在北京,没事也喜欢。现在他突然又要回去了。我想可能是被沈丹逼急了,一个女人在你耳边把同一句话唠叨了一年,你就是块石头也受不了。

小唐问他:“真离?”

边红旗说:“真离。”

小唐说:“想结婚不容易,想离还不好办。我帮你。”

他们第二天到商场里买了两辆赛车,要撅起屁股才能骑的那种。一人一辆。然后是准备,地图,食品和水,背包,墨镜,返乡的详细路线。出发之前他们憋足了劲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凌晨四点就出发了,那是为了减少出城的麻烦,他们怕在路上遭到交警的盘问。我起床时已经上午十点,看到边红旗留给我的便条贴在门上,他祝我健康,还在开玩笑,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活过这场非典。一明门上也有一张便条,边红旗让他们快点结婚算了,早晚的事,越迟麻烦越多。

我刷牙的时候接到沈丹的电话,问我边红旗走了没有,她说他的手机关了。我说边红旗四点就走了,便条上注明了时间,大概是为了节约用电才关机的。半下午的时候,边红旗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他到天津了,一路狂奔,两条腿快变成木头了。

他们沿着京沪高速公路走,沿途能找到地方住就找地方住,找不到就在路边找一个避风的角落睡上一觉,醒了填饱肚子继续上路。我每天都通过手机信息打听他的行程,他回信说,越来越觉得做人真他妈的荒诞,就这么跑,像西绪弗斯,累得都想死在路上了,但是没办法,还得跑,上了路就回不了头了。不知他指的是什么,是赶路这件事还是关于离婚的事,或者二者得兼。半个月后,他和小唐终于穿过辽阔的天津、河北和山东地界,回到他的苏北小镇。他打电话给我说,像死了一回,又像活了一回,总算是回来了,裆部都快被车座磨烂了,现在吃饭都得站着吃。真他妈的鸟鸟。

边红旗在家的日子具体好不好过,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的联系主要是手机信息,隔三差五也会打一次长途电话。信息往来中,他只提到过沈丹两次,更多的话题是,他开不了口,一看到老婆安静贤惠的样子他就成了哑巴,怎么离。这样不行,他说,我得找机会说。可是一个月差不多过完了,他还是没找到机会。他跟我说,他还是开不了口。

“北京的非典如何了?”

“如火如荼。”我说。“是不是离不了了?”

“不知道。老婆是感觉到了,可就是不说话。实话跟你说了吧,自从回到家我们就没干过那事。开始是她排斥,后来我就不行了,有心理障碍,一想到回来是为了离婚,就他妈的心虚,心一虚就什么感觉都没了,不像个男人了。彼此心照不宣,天也热了,就背靠背睡。半夜里她经常哭,我听见了,只能装作睡着了。妈的,没办法。”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希望她能主动提出来。想回北京了。”

边红旗在家很无聊。那里防非典防得也很可怕,他们刚回到家,当天晚上镇上领导就知道了,戴着口罩和秘书登门,后面跟着一个医生。医生先给他们测量体温,确保一切正常了领导才开始和他们说话。都是套话,希望他们一周内不要随便出门,要留在家里观察,一周后仍然没有发烧迹象才能和正常人一样到外面活动。又详细地询问了首都的非典状况,慰问了一番才离开。这一周不能出门,他就待在家里给朋友打电话,聊天。正巧一个朋友跳槽到县里的报社做记者,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就骑着摩托车来采访他。让他说说对北京的感受,以及眼下中国人都关心的北京的疫情。边红旗哗啦哗啦说了一通,总的意思只有一个:不管怎么说,北京是个好地方。

过了一周,报纸出来了,题目就是《北京是个好地方》。当然,在文章里朋友没有说他是个办假证的,而是说,边红旗同志是个孤身闯京城的猛士,是他所在的镇上第一批在北京打工并获得初步成功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成为青年人的楷模。边红旗在电话里把报纸念给我听,很得意,说这辈子总算上了一回报纸,还是个正面形象。

上报纸的兴奋劲儿过去了,边红旗又无聊了。小唐更无聊,他原来以为边红旗回家后很快就能把婚离了,没想到一拖再拖,让他攒足开口的勇气大概遥遥无期了。更要命的是,从北京回来很不容易,现在要离开小镇回北京更困难。他们给市里的汽车站打电话,竟然被告知开往北京的客车已经停了好多天了,一切为了防非典,地方上不惜切断和外界的交通联系。小唐没办法,他实在不想再把自行车骑回去,他怕死在路上。所以不得不百无聊赖地待在边红旗家。他们俩没事就喝酒,喝了酒就睡,瞎玩,竟然无聊到给边红旗家的狗和猫分别取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看门的大狼狗叫西门庆,因为见到有狗从门前经过就兴奋不已。那只整天昏昏欲睡的白猫叫潘金莲,小唐说那只猫老是向他软绵绵地抛媚眼。

刚开始小唐还动员边红旗挺起腰杆来,向老婆说明一切,他说只要边红旗挑明了,他就可以帮上忙了,可是边红旗就是挺不起来,小唐也灰心了。过了一段时间,小唐连动员也免了,他在电话里说,他深刻地体会到了边嫂的贤惠淑贞,换了他他也开不了口。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食客,吃了睡,睡了吃,实在睡不着了就和边红旗一起出去玩。边红旗的老家那儿也没什么好玩的,一片毫无特色的大平原,没山没水,连点古迹文物都找不到。当他们俩在野地或者哪个俗不可耐的娱乐场所里玩时,就痛心疾首地怀念起北京了。比小唐的怀念更深刻的是边红旗,他连着好几夜梦见北京了。我问他是不是梦见沈丹了,他说不是不是,他现在害怕梦见沈丹,他梦见的是一盆盆总也吃不腻的水煮鱼。

“我都快想疯了,真想吃,”边红旗说。“我让老婆做,她做不好。这边没人能做的好。北京怎么样了?能不能回去?”

“再等等吧,听说又要来一个发病高峰,”我告诉他。“水煮鱼不能吃太多。刚看了报纸,上面说,一个家伙吃水煮鱼吃多了,就是吃辣吃多了,毒素一时排不出去,就在屁股上害疮。两个大疮,流脓,为了清除脓和坏死的腐肉,只好在屁股上钻洞下捻子,一下下了十几厘米。还有一个家伙屁股上下了十根捻子。”

“下二十根捻子也想吃。只要嘴巴能快活,屁股吃点苦也值。”

边红旗在家的事情很少,除了想想北京的水煮鱼,唯一烦心的就是如何向老婆开口。沈丹这边他基本上不要烦神,离开北京之前他就嘱咐过沈丹了,为了能够顺利离婚,沈丹千万不要贸然给他打电话,发手机短信也要谨慎,以免坏事。沈丹很认真地遵守了,因为离婚这种事有时候要讲究艺术,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你必须得让它慢下来。沈丹的短信都是先发给我,我再转发给边红旗。沈丹在短信里只重复两句话,一是她想边红旗,第二句就是问他谈妥了没有。说的比较隐蔽,这样我发给边红旗就不会引起他老婆注意了。

后来边红旗告诉我,其实他老婆有一次主动问过他,当时他们是背靠背躺在竹席上,睡不着也装着想睡。老婆突然问他:“北京的那个长的漂亮吗?”

边红旗以为她在说梦话,也没反应过来,就没应声。他老婆又问了一句:“漂亮吗?”

边红旗一脸无辜地说:“什么漂亮吗?你说谁?”

“北京的那个女的。”

“哪个女的?”

“她。你的那个女人。”

“别瞎说,我哪有什么那个女人。”

“你不想说就算了,”他老婆轻声地抽泣起来。

“没有我怎么说?”

“你变了,北京把你给变了。”

“我哪儿变了?关北京什么事!”

他用手碰了一下老婆的屁股,这是他过去哄她的习惯性动作。当他的手落到老婆身体上的时候,她的身体抖了一下,他也抖了一下,赶紧把手拿开了。他没有勇气把手放的时间哪怕延长一秒钟。“睡吧,别瞎想了,”他说。“什么事都没有。”

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他挑明真相的勇气,说过之后他就后悔了,他知道,以后哪怕透露出一点关于离婚和另一个女人的信息,都是自己给自己来一记耳光。他把自己送进了绝望的沼泽地里,爬不出来了。也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离婚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他知道自己,更知道自己的老婆。她的温柔贤惠让你无话可说,因此也让你痛苦不堪。所以他又想离开小镇回北京了。沈丹对他的折磨不过是听觉和视觉上的折磨,而老婆于他却是精神上的、灵魂上的炼狱,让他时刻感觉到自己是怎样昧着良心活着的。

六月中下旬,他和小唐准备回北京了,那会儿北京虽然很多公共场所还没解禁,但是疫情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北京青年报》头版中下方的小方框里,已经连续好多天表明,该日的病例为零。就在他要无功而返的那几天,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他老婆和小唐抱在一起的时候被边红旗撞见了。

那天午睡起来,已经四点多钟了,边红旗起来后一身大汗,他想到镇子北边的运河里洗个澡。他让小唐一块儿去,小唐不愿去,正抱着西瓜在电视前看碟片。边红旗就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了。他避开周围洗澡的人,独自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洗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澡,想游上一会儿,游了几米远就觉得气不够喘了,有点恼火,这么快就衰了,于是冲完肥皂就上了岸。他骑着摩托车进了镇子,快到家时遇到了本家的一个堂弟,正猴急地要去商场买东西,见了他大叫,要借他的摩托车用。就给了他。大门敞开,他甩着毛巾向屋里走,电视的声音开得老大,他伸头向里看了一眼,眼珠子差点掉了下来。电视上画面变换,电视前面的沙发上,小唐和他老婆抱在一起。他看见小唐的后脑勺在动,他的嘴显然在寻找他老婆的嘴。

边红旗当时突然就被击垮了,毛巾从肩头上滑下来。一种荒诞感让他悲愤不已,悲哀和愤怒。他处心积虑地要离婚,就得到了这个结果。他老婆眼睛闭着,下巴高高抬起,一脸痛苦,脸上的泪水还没干。边红旗跳进屋里时差点摔倒,右脚踩了左脚的拖鞋。他抓着小唐的T恤一把将他扔到了一边,顺便给了他的右腮一拳。他老婆睁开眼,叫了起来。

“你给我起来!”他指着老婆喊,声音都变了。

他老婆站起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此刻小唐捂着半边脸跑到他前面,结结巴巴地说:“老边,你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

“我是想帮你。”

“就这样帮我的?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到床上去帮?!”

“边哥,我不是——”

“你给我滚一边去!”边红旗眼都红了,指着老婆,“你说!”

他老婆突然镇定了,大义凛然地擦干眼泪,说:“说什么?你不是都看到了?你外面有女人,为什么我就不能有男人!”

小唐争辩着:“嫂子,你怎么这样说?”

“你给我滚一边去!”边红旗对小唐吼起来,指着老婆的手开始哆嗦。“好。好。”他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边红旗快速地向门外走,走掉了一只拖鞋也没回头去捡,就这么一只赤脚一只拖鞋到了院子里。他老婆此刻开始大哭,他觉得她的哭声很可笑。那只名叫潘金莲的白猫不识时务地挡在路上,边红旗又看到了某种象征,他的光脚抡起来,潘金莲尖叫着起飞,一个黄昏时分耀眼的弧度,嘭地撞到了南墙上,四肢抽搐一阵就安静了。边红旗觉得脚有点疼,低头一看,白猫在飞出去时救命似的想抓住一点东西,把他的脚面抓破了,血珠渗出来。他又看到了那条叫西门庆的狗,此刻正茫然地看着他,然后又转头去看叫潘金莲的猫。边红旗顺手操起倚在桃树上的铁锹,气势汹汹地向西门庆走去。西门庆感到大事不好,夹起尾巴跑出了院门,一路委屈地哼唧。边红旗用力把铁锹掷出去,还是落在了狗的身后。

晚饭之前出奇的安宁,边红旗坐在茶几前吃西瓜。其实不想吃,他空荡荡地一片片削着西瓜,想起来就放一片进嘴里。他说不清心里什么味,莫名其妙地想哭又想笑。小唐犹犹豫豫地走过来,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边哥,”小唐说,两只手放在茶几上不安地蠕动。“边哥,你别误会,我真是想帮你的。嫂子问我沈丹的事,我只是想安慰她一下,没想到,我,我看到嫂子伤心很心疼,就——”

“就什么?”

“就给你看到了。”

边红旗的火噌地又起来了,小唐没有任何防备。边红旗突然摁住小唐伸过来的左手,右手上切瓜的菜刀跟着就下来了。小唐的叫声撕心裂肺,像泡沫擦过玻璃,边红旗的老婆从厨房里跑过来,她看到了小唐抱着自己的左手在沙发边上跳舞,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骨节连同指甲血淋淋地躺在茶几上,边红旗的脸上溅了几滴血,刀还在手里举着。她站在门口放声大哭。

小唐的两个指头在小镇上没能接上去,医生的能力仅限于帮他止血、包扎、防止感染。两天以后,小唐抱着他的伤手离开了边红旗的小镇,那时候市里去往北京的班车重新开通。边红旗送他到车站,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没说。

不知道边红旗后悔了没有,他没说,事后的想法他也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有所忌讳。我知道这种时候,他的心里一定跟和麻一样乱,和麻一样复杂。小唐离开之后三天,他也回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刚刚全面开禁,非典之后的生活渐渐变得和非典之前的生活一样,街上的人多起来,陆续摘掉了口罩,公交车重新开始拥挤。

边红旗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请他和一明、沙袖去北大东门外的蓝旗营吃水煮鱼,那儿有一家很不错的川菜馆。为了给边红旗接风,也是小小地庆祝一下,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八月份就能出来。去饭店之前,我问边红旗要不要把沈丹叫上,他说不要叫了,沈丹还不知道他已经到了北京,他现在也不愿意让她知道,他想安静两天再说。吃饭的时候,沈丹给我发了短信,让我转告边红旗,北京已经全面开禁,离了婚就可以回来了。我问边红旗怎么回,他说,告诉她,还在磋商阶段,会尽快回京的。我按原话回了。

我们要了两盆水煮鱼,边红旗要大开吃戒。一明也提起屁股上下捻子的事,沙袖说他净拣吃饭的时候恶心人,老边气色不好,应该让他好好吃一顿。边红旗说无所谓,就是谁把下了捻子的屁股撅在他面前,他也照吃不误。

那顿饭吃的很痛快,喝的也很痛快。边红旗喝多了,闷着头喝,很少说话。本来打算边喝边聊,了解一下离婚的进展状况的,我们也不好多嘴了,就拣好玩的事说,非典时期的奇闻怪事,已经人面对疾病的恐惧。

拖拖拉拉吃到了十一点,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大串空啤酒瓶子。六月底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夜晚还好,有点粘稠的凉爽。边红旗诗兴大发,要到高处看一看,我们就上了万圣书园前面的天桥。都市的夜景看上去很美,车辆从脚底下穿过,拖曳着流动的灯光,车显得很小,人站在桥上觉得自己也很校对面不远的地方是夜间的北大校园,那些雍容的建筑伏在大地上,安静而又庄重。校园里灯光稀疏,一副沉醉不知归路的样子。边红旗双手撑在栏杆上,嘴里咕噜咕噜地响,我以为他要吐,谁知道他竟做起了诗。一共三句:

啊,北京

我刚爬到你的腰上

就成了蚂蚁

一明说,靠,你还打算爬到哪儿?沙袖笑出声来,大骂男人的无耻。我刚想也凑上一嘴,手机响了,响了两声就挂了。我看看号码,是沈丹的,还有两条短信。打开一看,也是沈丹的,饭店太吵,手机响了我没听见。第一条说的是:他是不是离不了?看来我爸妈说的对,他跟本就不想离!第二条是:怎么不回话?是不是他嫌我烦?我就烦,他一天不离我就烦他一天!全用惊叹号结尾。我把短信给边红旗看,边红旗看完了又咕噜咕噜地说:

“离婚,离婚,离他妈的鸟婚!”

他的手掌击打着栏杆,忽然哇地吐了出来,他真是喝多了。酸腐的秽物越过栏杆自由落下,恰好落到了一辆从桥下经过的别克轿车上。小车紧急刹了一下车,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追尾,又向前行驶了一段才停下。一男一女从车上下来,凑到车前挡风玻璃上看了一眼,那个男的顿时大骂起来,急吼吼地向天桥这边来,穿着短裙子的女人在后面企图拉住他,但是那个男的还是过来了。我知道惹事了,叫上一明跟我下桥向人家赔礼。

“真是对不起,”我说。“我朋友喝多了,吐到您的车上,不好意思埃”

那个男的说:“对不起就完啦?车脏成那个样子我怎么开?”

我想最好还是息事宁人,就提出来给他擦,可是擦也不行,那么多一摊。我和一明把口袋里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也没擦干净。

“这样吧,先生,麻烦您洗一下车,费用我来出,怎么样?”

那家伙看看我和一明,又看看身边的短裙女人,脖子一梗,挥挥手说:“算了,我自己来吧,车都买起了还在乎一点洗车的钱!让你的朋友下次少喝点,管不住自己的嘴就往厕所跑,别在大街上乱搞。简直是破坏伟大首都的形象!”

我和一明不住地点头。他们上了车走了,我们才笑起来,男人呐,死要面子活受罪,就为了在短裙子跟前长点脸。

回去边红旗倒头就睡,半夜里渴醒了,爬起来问我要水喝。一声不吭灌下去两杯水,扔下杯子又回去睡了。他的状态显然有问题。此后的两天他都没有上街,也不提办假证的事,就待在房间里,在自己房间里抽一会儿烟,然后再跑我的房间里抽一会儿烟。问他话,他就说,什么都不想说,像做了一场梦,说不好。他把手机关了,让我转告沈丹,就说他的手机出了毛病,正找人修。他以为这样就能清净两天。

一天中午,我们刚要睡午觉,有人敲门。边红旗去开门,打开门就愣了,沈丹站在门外。沈丹也愣了,她揪着边红旗的T恤说:

“你不是在家么?你不是在修手机么?”

“回来了,”边红旗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刚回来?”

沈丹没理他,直接进了他的房间,她在里面巡视了一番,然后把满满一烟灰缸的烟头端到边红旗的鼻子底下,“你骗我!你一直在骗我!你说实话,你来了多少天了?”

“没几天。真的没几天。”

“一天也不行!你说要再过几天才能回来,你一直在骗我!”

“我只是想休息两天再找你。你看我这精神,你来了我也什么都干不了,大家都难受。”

边红旗的调侃多少收到点效果,沈丹不再继续追究为什么来了不通知她,她开始追问离婚的事。

“这个我抽空再和你细说。”

“不要细说,”沈丹说。“就直说,一句话,离还是没离?”

“怎么说呢,你听我慢慢解释。”

“解释?我都听你解释一年多了!边红旗,你直说,你是不是要跟我解释一辈子?”

“小点声,别让人家听见了。”

“我偏不!我就大声,丢人都丢到家了我还怕什么?你骗我,你离不了还骗我!”

“离!我他妈的一定离还不行吗!”

动静小点了。他们关上了房门。沈丹走后边红旗说,她是到海淀买东西,顺便经过这里,她想在他回来之前,帮他把床单、被罩什么的给洗一下,没想到却撞了个正着。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睡着了。午睡起来,边红旗红着眼在抽烟,一副失败者的狼狈相。

“不行了?”我想开个玩笑。

“早就不行了,”边红旗笑得像哭,掐灭烟头的动作都比过去迟钝了。“他妈妈的怪事,你怕女人它也跟着怕,怎么也不听使唤了。没治了,都怕了。”

“沈丹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她对我很失望,说我离婚不力。我说力不力你都看见了,这就是我闹离婚的见证。”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她说以后只要有空,下了班就过来,让我当她的面跟我老婆谈离婚。”

“没办法,世上有个性的女人都给你摊上了。她竟然还没绝望,要是我,早绝望几百回了。”

“好像有点绝望,她爸妈说,我离不了。她不甘心。说实话,我也绝望,我觉得我早就绝望了。”

沈丹不再像过去那样,几乎每个晚上都来,她常常对边红旗说,她有点累,也许已经看到了将来,今晚就不过来了。边红旗且喜且忧,喜当然是少受一点逼迫之苦,忧的是觉得好像在一点点失掉沈丹。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跟我说,看来男人有时候更贱,我到底怕什么呢?他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事实上沈丹只逼着他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长时间没人接,挂掉后边红旗出了一身的汗。

一天早上,我正在做梦,边红旗把我叫醒了,让我赶快起来帮他一个忙。我问他什么忙这么急,他说他老婆来北京了,已经到了莲花池车站,让他去接站,她是第一次来北京,不识路。他认为他老婆这次一定是来者不善,让我跟着去解解围,天大的事也到了房间里再说。

我们打车到了莲花池车站,我们的边嫂正坐在候车室里默默地抹眼泪。见到陌生人她很不好意思,赶快把泪水都擦干了,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尽管生活在小镇上,边嫂给人的感觉却很好,眉眼清爽闲静,尤其身上的某些气质,是都市里的时装装饰不出来的,朴素,大方,很有女人味。看到她你就不自主地会想到温暖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我想这也是边红旗大概也是边红旗迟迟开不了口的原因,一个好老婆,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上了车他们俩就没有正儿八经地交谈过几句。为了避免尴尬冷场,我充分发挥了大功率电灯泡的作用,一路都在询问边嫂旅途是否愉快,工作是否满意,因为我妈也是小学教师,找到了一点共同语言。我喋喋不休地说,不知道她烦没烦。到了宿舍,他们关上门我就解放了,赶快找水润嗓子。

他们关门的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边嫂出来洗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收拾好了边红旗就叫我和一明、沙袖一起去吃饭。当然是水煮鱼。当着我们的面,边嫂有关他们俩感情和离婚的话一句都没说,说的都是上得了台面的话,怎么看都是一对恩爱夫妻。她向我们表示感谢,这么长时间来对边红旗的照顾和帮助,她说他是个生活上粗枝大叶的男人,有什么冒犯我们的的地方还请原谅。完全是一个心地坦荡的好妻子。边红旗只在一边吃,脸上波澜不惊,偶尔笑笑,一个幸福的丈夫模样。

边嫂给他夹菜,夹了很多水煮鱼里的豆芽,她说:“红旗喜欢吃水煮鱼,其实倒不是因为鱼,而是喜欢这菜的辣味和豆芽。”

我听了悚然一惊,细细想来,边红旗的确很少吃鱼,更多的是吃豆芽。我看看一明,一明也颇有会心,惋惜地摇摇头。沙袖正在给一明夹菜,他喜欢吃剁椒鱼头的鱼脑。边嫂一顿饭把我们三个全给搞定了。

午饭过后,他们俩直接出门,去看北京。我们回去,一路上唏嘘不已,边嫂天生就是一个好女人,好老婆。此后,我们三个从心底里都不赞同边红旗离婚,尽管都没有放在嘴上。第二天边嫂走后,我问边红旗,到底怎么想?

“慢慢来吧。”他说。

“为了对沈丹有个交代?”

“也不全是。”

“还有北京?你就这么想留在北京?”

“你不懂的。”

这么说我就不太懂了。北京是个好地方,可我还是不太懂。边嫂大概比我更不懂,听边红旗说,她对北京有点失望。和我们分了手,他们俩上了公交车,去公主坟坐地铁,边嫂想看一看天安门。从西单地铁站出来,边红旗对他老婆说,这就是著名的长安街,然后告诉她,这是西单,这是时代广场,再前面的是图书大厦。他把老婆带进了西单,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卖店,沈丹一直都热衷于让边红旗陪她逛西单。边嫂似乎对西单兴趣并不是很大,她对边红旗详细的介绍产生了怀疑。

“你经常陪她来这里?”边嫂说。

“没,没有。都是和他们几个一起来的,买点便宜衣服。”

“我不是来买减价货的,”边嫂的委屈开始显露出来。“我想看天安门,看真正的北京。”

他们沿着长安街向前走,一路豪华的大厦和富丽的民族建筑,玻璃和不锈钢在闪光,琉璃瓦和水流一样的轿车也在闪光。

“这里就可以看见北京,”边红旗说,“高贵的,伟大的,繁华的。”

这是边红旗所看到的北京,边嫂的北京不在这里,在天安门。她多次向边红旗表示过,一定要亲眼看看天安门。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外省的,大多都有一个天安门情结,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幼儿园的美术课上开始,老师就反复教我们画天安门,威严壮观的天安门,飘扬着五星红旗。边嫂是个美术老师,现在依然在教学生画天安门。在他们的小镇上,她大概是天安门画得最好的人,镇上的重大活动若需要,都请她去画天安门。他们沿长安街继续走,天安门越来越近,边嫂开始紧张了,然后天安门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天安门?”边嫂站在广场前,突然就哭了。“怎么没有我想像中的高大?”

她哭得很认真,很伤心,她画了这么多年的天安门,原来是这样的。

边红旗安慰她说:“天安门也是个建筑,是建筑就有它的局限性。它和艺术是有区别的。”

这些道理我们的边嫂当然都懂,但她就是不能接受,它们之间有距离,二十多年的距离,她一两步跨不过去。此后她的情绪一直不高,到了王府井依然伤怀。

边红旗说:“你再看看这些,这也是北京。”

边嫂干掉的眼泪又出来了,第一次挎着边红旗的胳膊说:“我不喜欢这些。红旗,我们回我们的镇上去吧,我们不挣这个钱了。”

边红旗没置可否,看看天上飘过来的厚云朵,“先回去吧,要下雨了。”

他们在海淀下了332支线公交车,雨就开始下了,还跟着电闪雷鸣。从蔚秀园跑进去,到了北大产业招待所时已经是瓢泼一般,边红旗突然想起了沈丹,便拉着边嫂进了招待所。他决定让老婆住在招待所里,理由是宿舍人多,洗澡不方便。边嫂同意了,她也不太习惯那么多人男男女女的都住在一起。开房间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他们的结婚证没带,不能住在一个房间里。边嫂挽住边红旗的胳膊,盯着经理看,说:

“我们就是夫妻,你看不像么?”

经理愣了一下,说:“我信。你们俩很有夫妻相。”

他们洗了澡,到招待所外的“老家快餐店”吃了晚饭,又回到了客房。边红旗有点坐不住了,他担心沈丹会找他。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却跑到服务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沈丹过去没有?我说可能要过来,她说打你电话你关机了,雨停了可能就会过来。他打电话给我时大约晚上九点,雨已经停了。边红旗说,这样,三分钟后我开机,你打过来,我有事。

三分钟后我打过去,刚问了一句什么事,边红旗就不喘气地说起来:

“哎呀不好意思,李先生,你要的那个证件我已经办好了,现在就给你送过去好吗?真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老婆来了,陪她出去了看了天安门。好的,好的,麻烦你等一下。客户,一个常客。不是和你说话,我是在跟我老婆说话。我要出去一下。好的,好的,待会儿见。”

十分钟后,我见到了边红旗。进了房间他就说,我救了他一命。他担心沈丹过来,也害怕留在招待所里,只好耍了个滑头跑回来了。我问他这么干嫂子会不会怀疑,他说怀疑个啥?我对她说,我去给客户送货了,回来得早就过去,迟了就算了,招待所十一点半锁门。当然会迟了。边红旗在表达自己的小聪明时,看起来一点都不狡猾,倒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

大约十一点钟的样子,边嫂来了。把边红旗着实吓了一跳,他正抽着烟和我瞎聊,她竟然杀了一个回马枪。

边嫂说:“货送过了?”

边红旗说:“送过了。你怎么来了?”

边嫂说:“十一点半不是没到嘛,我怎么不能过来?”

她语气平静,让边红旗一句话没上来。正如边红旗所说,其实他老婆对他了如指掌,他翘一翘尾巴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我要把电扇转过头对着她吹,她拒绝了,她说她不热,边红旗已经快让她凉透了,从里向外凉。

边红旗把烟抽得很响,呵呵地说:“你看我老婆,幽默吧?我早就说,她应该去写小说。”

“有你一个写诗就够了,”边嫂说,“我再写小说,一家人就没一个正常的了。”

我打圆场,夸她的话说得才华横溢。她笑笑,忍住了才没把眼泪掉下来。然后她就随便问我的一些情况,比如在北京生活得怎么样,比如觉得北京如何,比如是否想在北京待上一辈子,有没有女朋友,等等。我听出来了,她其实是在当我的面问边红旗。我看看边红旗,只好含含混混地回答了。

我的手机响了,是沈丹发来的短信,说今晚不过来了,刚刚一直在跟爹妈吵架,太晚了,也没心情,边红旗关机了,只好发给我。我略略放了一点心,边红旗可急坏了,坐立不安的模样边嫂却视而不见。时间过的很快,一会儿工夫就十一点半了。边红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指着手表说:

“已经十一点半了,再不回去招待所就关门了。”

“十一点半关门,现在过去也迟了。”边嫂说。

“这里不太方便。”

“有什么不太方便?我跟我老公住一起有什么不方便?要么我在客厅里坐一夜好了。”

边红旗没招了,两眼扑扇扑扇向我求救。我脑袋一亮,把沈丹的信息拿给他看,说是一个好玩的信息。他看后长出一口气,放松地笑起来,嘴里说,这是哪个无聊家伙,净发黄段子。然后对边嫂说,你要不嫌弃,那就留下来好了。

可是第二天上午还是出事了。沈丹上午歇班,昨晚上吵架塞了一肚子气,一大早跑过来是准备撒气的,没想到在边红旗的床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呆住了,边红旗也呆住了,镇定的只有我们的边嫂。她慢慢腾腾地穿好衣服,然后才问边红旗:

“这就是沈丹小姐吧?”

“你是谁?”沈丹说。

“还用问么?睡在边红旗的床上还能是谁?当然是他的老婆了。”

沈丹指着边红旗,昨晚郁积的火气一下子全出来了,“边红旗,你给我说清楚!”

“你想听什么?”边嫂说,“我告诉你。我男人胆小,你别把他吓坏了。”

沈丹大声哭着说:“边红旗,你流氓!你说过要离婚的,你们还一起睡!你骗我!”

边嫂说:“他不跟自己老婆睡跟谁睡?跟别人睡要犯法的。”

沈丹有点急了,声音怎么也压不下去:“你流氓!”

“你说清楚,谁流氓?随随便便就跟男人睡,你说到底谁流氓?”

“我愿意!我就是喜欢边红旗,他说过他要离婚,他早就不想要你了!”

“是么?你让他跟我说一句,他要离婚,他早就不想要我了。”

“边红旗!边红旗!”沈丹发现边红旗突然不见了。

此刻边红旗正躲在我的房间里无计可施,他从来没想过两个女人会撞到一起。他像报仇一样吸着烟,牙都没刷,他跟我说,让她们闹吧,闹明白了我就省事了。沈丹用脚踹我的门,边红旗不吭声,也不让我开,我担心她把我的门踹坏了。

“边红旗,你这个胆小鬼!你滚出来!”

边嫂说:“别踹了。我不是说过么,我男人胆子校”

沈丹还是踹,力道越来越小了,嘴里还是不饶人:“边红旗,你这个胆小鬼!我妈说的对,你就是个骗子!大骗子!”

“谁骗谁还难说呢!你回去吧,他离不了婚的。”

“我就不信他离不了!我一定要让他离婚!”

“好,那你就等着吧。”边嫂说。“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最先离开的当然是沈丹。边红旗躲在我的房间里,一明不在家,是沙袖出来劝的架。再吵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边嫂主动回到边红旗的房间里,关上门。沈丹在客厅里哭了一会儿,在沙袖的劝说下极其失落地离开了。我和边红旗从窗户向下看她,她骑到电动车上还在抹眼泪。边红旗长叹一声。

边红旗和他老婆最后谈到了什么程度,我就不太知道了。那天下午她就离开承泽园去了车站,她决定坐夜车回家。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去,按理说她应该留在北京,趁机再给边红旗多加几把火的。边红旗送她去车站,临走的时候她向我们告别,说打扰我们很不好意思,她把边红旗就托付给我们,恳请我们多多地照顾他。她和刚来的时候一样平静,看不出什么风吹草动。

边嫂回去之后,沈丹到我们这里大闹了几次,每次边红旗都以尽快离婚许诺。他请求沈丹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他现在不想出人命。都等了一年多了,还在乎这几天么。快了。一个女人就好收拾了,这是边红旗说的。他对沈丹说,天地良心,你知道的,我做梦都想在北京生活一辈子。你看我一年回过几次家?若没有特殊情况,我在家从来没有超过一周。我喜欢北京,你比谁都清楚,你应该理解我。北京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希望,有我的丹丹,我是绝不会放弃的,你还怕什么?边红旗一定还说了很多,而且大约也把沈丹说服了,此后她就很少再闹了。当然来的次数也减少了,她说忙,超市又迎来一个购物的黄金时期。我得到的信息大多片言只语,也许是实情,也许边儿都不沾。反正边红旗的婚一直没有离成,生活像一个圆,跑来跑去又跑到了过去的某个状态,至少看起来比较像。

有所变化的是,他和小唐重新交好,恢复了称兄道弟的热情。小唐和过去一样来到承泽园,我们都看到了被砍剩下的两根指头。尖端圆秃秃的,找不到了指甲。大约缺了指头并不影响生活,他依然用残疾的两根手指夹住香烟,好像根本没看见它们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或者是时时刻刻都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不存在,但是时间早就让他习惯了。他拎着酒菜来到我们的饭桌上,说着和过去一样的黄段子,大大咧咧地讲述他在北京遭遇的古怪和好玩的事。和我们一起打牌,甚至参与边红旗的离婚事业的讨论。他现在的观点是,一个字:离。这是他重新回到北京才彻底省悟过来的。不彻底解决后顾之忧,怎么在北京混?你只有产生了家的意识和感觉,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地方的创业中。边红旗表示赞同,他大约已经原谅了他,理解了他,不再觉得有所谓了,或者对他的两个指头怀有深深的歉意。

现在边红旗重新走上街头,在海淀周围寻找那些可疑的眼神。他和小唐一起出门,合兵一处或者分散工作,然后再聚到一起,生意很不错,隔三差五就能赚到一笔大的。他的心情逐渐好起来,周末我们照例聚一聚,去北大东门外吃水煮鱼。离婚是每顿饭的保留节目,吃得差不多了,这节目就上来了。也争论不多少,各自的想法都知道,主要听的都是边红旗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听听他对自己婚姻在这一周的新思考。没什么新东西,他就是每每要感叹一番,像所有的诗人一样。然后就说到了他的忧虑,他感觉到沈丹的热情已经大踏步后退了,他搞不清这是个好预兆还是个坏苗头,言语之间充满了失落感。两个人的事别人哪说得明白,我们就瞎猜,好的坏的都说,边红旗就更不明白了。沙袖从女性心理学角度做了总结,有三种情况:一是对边红旗基本上绝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二是忠贞不渝,就等你,往死里等;三是拖着,就像等车,反正也等了这么久了,若抽身就走,那这么长时间就白等了,不甘心。沙袖说,女人天生都有等车心理,这是情感惯性,像《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小东西。问题是,就怕突然来了一辆物美价廉的出租车,那就完了。

边红旗听了不住点头,“离,”他说,“一定尽快离。”

然后说到在北京创业的事。边红旗说,办假证这事不能长干,他有点厌倦了,毕竟不是堂堂正正的事业。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他更觉得办假证的不稳定性。他想再搞一搞,再赚点钱,差不多了就收摊,去从良,这也是沈丹多次提出来的。应该让她有点安全感。这个我们当然都赞同。

正在他准备和老婆公开讨论离婚的时候,假证生意不好做了。又要严打了,海淀周围经常可以见到坐车的、步行的警察在大街上转悠。他的生活也变得不规则起来。要防呀,基本干不了,像老鼠一样到处乱蹿,大部分时间还不得不待在家里。有一天早上刚出去一个小时不到回来了,说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跟他经常碰面的办假证的一个家伙被抓到了,进去三天了。那几天他行踪不定,一会儿见着,转眼又没影了。我也没太在意他,那两天我正在和书商吵架,我的长篇出来了,被包装得不成样子,看起来像地摊货。

原来想找一家正儿八经的好出版社出版,但是把小说巡回寄了一圈,没有一家回话。我忍不住给其中一家打了电话,一个编辑说,没在意,收到的小说太多了,名家的小说还在排队呢,你叫什么名字?我报了家门,对方失望地告诉我,呵呵,没听过,不好意思埃就挂了。这让我很伤感,陡然觉得在北京的几年其实非常失败。后来一个混出名堂的作家朋友告诉我,别太自责了,实际上很多刊物都是不看自由来稿的。就是不看,跟作品质量没有任何关系。人家不鸟你。就这样。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迟了,我已经和一个书商签了出版协议,为了赌一口气,我就是要把它出出来。拿到样书的时候我的眼都蓝了,竟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做梦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想像力。书商跟我说,要做适当的调整和包装,我说随你们,卖出去的东西就不是我的了。

他们搞得很痛快,简直就是再创作。小说题目改了,叫《一个“京漂”作家的非常日记》,他们私自给小说添加了无数的日期,活生生地肢解成几百段。封面上是一幅简笔画,一对夸张的裸体男女纠缠在一起,旁边是一堆内衣的照片。广告词是:直面文化京漂的生存现状;袒露都市男女的灵肉历程。“灵肉”二字喳喳呼呼地从其他汉字中跳出来,鲜红欲滴。其实小说里面没有什么灵与肉的大问题,但他们就是胆敢睁眼说瞎话。我哪受得了?看到书我就后悔当初太大方了,跟商人打交道,什么时候都得先小人后君子。我给责任编辑打了电话,他说没办法,老板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何况你当初就是这么答应的。我无话可说,又给书商打了电话,他永远都比我有道理。他说,这是跟着市场走,也是为了更好地推销你嘛。你看现在的作家,为了成名不时地让别人骂他糟蹋他,不然怎么过上好日子呢?稿费这两天就兑现了,你看钱都拿到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再次无话可说。那感觉,就像被强奸了一回。

因为这本书闹的,我的心情好几天才调整过来,一直为怎么向朋友们交代而大伤脑筋。边红旗行踪不定,我和一明他们都没多想,直到警察敲开了我们的门,才意识到边红旗出事了。两个警察站在门口说:

“边红旗住这儿吗?”

我说是,请问两位有何贵干?

“搜查,”胖一点儿的说。“看还有没有假证。”

我明白了,他一定是进去了,我这才想起来他昨天一夜未归。我把他们拦在门外,赶紧叫一明,告诉他警察来搜查了。一明手里还抓着一本书。

“你们有搜查令吗?”一明问。

瘦一点儿那个说:“你也是办假证的?”

“不是。”

“那就到一边去站着。哪一间?”

他们撞开门进去了,乱七八糟地翻了一通,满头大汗地空手出来。胖的问我:“你们的房间窝藏没有?”

一明说:“你们不是问过了吗?我们不是办假证的。”

他们洗了手悻悻地走了,嘟嘟囔囔抱怨跑了大老远路屁事没干。他们刚下了楼,又爬上来,说差点忘了,边红旗已经被抓到公安局了,让你们谁去探望一下,有事要跟你们交代。说完又下了楼。他们把我吓坏了,边红旗要跟我们“交代”一下,一“交代”事就大了。我不能不往死刑上想。一明说不会的,不可能这么严重,法律不是用来瞎搞的,可能他有什么事要我们帮他做一下。一明有课,马上去北大,我决定去公安局看看边红旗。

去公安局的路上,我给打通了沈丹的手机,响了很久她才接。那边一片喧嚣,她喂喂了半天,说,有什么事她回北京再说,现在她在河北,外婆去世了,忙得一团糟。然后有人哑着嗓子叫她,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就挂断了。倒了一次车才到公安局,打听了好几个公安人员才打听到边红旗的下落,问明白了我的身份,签过字,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空荡荡德房间里,让我等一等。那房间一看就是个探监室,被一道铁栅栏一分为二,我坐到一个长条凳子上,看着栅栏对面的小铁门,等待边红旗像电影里那样走出来。

一天不见,边红旗变得鼻青眼肿,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他穿过铁栅栏抓住我的手,说:

“我总算看到一张让我心安的脸。待在这里有点怕,想办法让我快点出去吧。”

“怎么回事,不是好好的吗?”

“昨天上午被抓到的,还有小唐,他害了我。”

事情很简单,边红旗说,像他们这样的被抓到的事情都很简单。他和小唐在北大南门口到处乱逛,等客户来取办好的证件。是小唐的客户,说好了午饭之前来龋他们已经很谨慎了,轻易不随便招揽生意。他们俩都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不会看错人,偏偏就看错了。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凑过来,先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边红旗说,他们是来北京游玩的观光客。那两个很失望,他们说自己也是外地人,受朋友之托想办个毕业证书,听说北大附近有,可是转了好几圈也没见到一个,看来要空手向朋友交差了。他们失望地走了。小唐见他们走了,就对边红旗说,看起来不像警察,而且警察也不会无聊到装便衣来抓人吧。边红旗想想也是,觉得可以做。小唐就跑上去把他们叫住了,他们开始谈生意。谈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两个人突然转到他们两人身后,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两只胳膊已经被别到了背上,想逃都逃不掉。他们知道上当也迟了,边红旗的左手和小唐的右手被一个手铐铐在了一起。小唐的左手和其中一个便衣的右手铐在一起。另一个便衣在后面赶着,走向太平洋大厦前的警车。

边红旗知道栽了,只能希望从轻发落。首要的是身上不能有东西,所以他不断地抖手铐,暗示小唐把口袋里的假证瞅着空扔掉。小唐也急,可是没办法,他的两只手都被铐着,后面还跟着一个监视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便衣的眼。他们俩都急得满头汗,一直上了警车都没找到机会。上了车机会来了,他们被锁在关押犯人的后车厢里。在车上,小唐把假证偷偷地丢到了座位底下。到了局里,两人被带下了车,一个便衣就把他们俩押进去了。按照其他同行的经验,他们也不会有大问题,打一顿,发一点钱,差不多就能放了。问题出在另一个便衣那儿,他在关后车厢时低头系了一次皮鞋带,抬起头看到了车座地下一个红色的东西,就是小唐丢下的假证。

因为这个假证,他们俩又被提出来,再次审问。

“谁的?”警察问。

都不说话。

开始用刑,很简陋的那种刑罚,但是很痛苦。他们俩趴在地上,一个警察在他们身上走。然后是打,很原始的那种打。

“谁的?”

小唐先开口了,说:“是他的。”

他们看着把两个人拽起来,站好了,问边红旗:“是你的?”

边红旗气坏了,说:“不是。”

“那是谁的?”

“不知道。”

他们又问小唐:“到底是谁的?说不清楚都没有好日子过。”

小唐说:“是他的!”

边红旗看到小唐指着他的那两根断指,突然就消气了,小唐满脸眼泪地对他摇晃他的断指。边红旗说:“是我的。”

他们被隔离审讯。边红旗才知道包揽责任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他得受更多的苦,更可怕的是,他可能要为此坐上几年牢。这么想他才急了,审讯还在进行,他们向他追究更详细的东西,比如组织、窝点、办假证的客户的有关情况。有的不能说,有的不清楚,他只好瞎编。这些瞎编都是他过去一直预备的,他说他只是一个新手,这个假证是他的一个表哥让他交给客户的,表哥现在回老家了,只是交代一个任务,其他的真的就不清楚了。他刚刚干上这一行。边红旗的说辞基本上没有漏洞,警察对这种事似乎也司空见惯,并没有要更进一步调查的意思。他们觉得他自圆其说了,接下去该怎么办,就不再是他们的事了。

边红旗现在除了忍受皮肉之苦外,就是恐惧即将到来的判决,当他身在警局的时候,才发现过去自己是多么轻视了自由的重要性。他让我想办法让他出去,只要能出去,什么门路都可以试一试。

“让我想想,看北京的朋友哪个能帮上忙,”我说。“沈丹可以吗?她家在北京,应该有点关系。”

“她,”边红旗犹豫地说,“如果能不让她知道最好。我怕她有看法。你试试吧,一定不能让她父母知道,他们恨不得我坐上一辈子大牢呢。”想了一会儿,他又说,“钱不是问题,我还有点钱在沈丹那里,实在不行,我老婆那里还有钱,我这几年挣的钱大部分都给她了,我想离了婚也不能苦了她。”

临走的时候边红旗一再嘱托我,能快一天就一天,能快一小时就一小时,他一秒钟也不想在里面待了。他受不了。我答应他一定尽最大力气找到门路。

回到承泽园我就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他们五花八门的人物都能认识两三个,唯独戴大盖帽的没有路子。他们对这事不急不慢,还开玩笑说,他们都是摇笔杆子的秀才,跟当兵的不搭界。没办法了,我把一面之缘的朋友的号码都翻出来了,一个一个轮着打,快绝望的时候,总算在我的长篇小说编辑那里找到了一点福音。他告诉我,出我小说的那个书商有点门路,他的姐夫就在公安局里做事。但是这种事,他含蓄地说,这年头你也知道,干什么都要疏通一下的。责编是个实在人。我说我明白,关键时候帮朋友一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埃

求书商我有点心理障碍,不仅是因为和他吵了一架,而是我在吵架中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清高,现在求他无异于自取其辱。此外,我觉得再去求他,完全是主动要求再被强奸一回。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拨了他的电话。那家伙在电话里客气多了,他说这事他听他姐夫说过好多了,好像有点难度,不过方法对头了,也不是不可能,就看什么人去解决,怎么解决了。他说最好能和我当面谈谈,这样便于更具体地把握情况,顺便把我的稿费给我。我把和书商谈话的情况转述给了责编,他用五十岁的声音告诉我,见个面也好,恐怕要出点血。我问要多少,他说起码也要两千吧,再吃顿饭。我头皮一凉,心想我从他那里拿过来的,又要一点点还回去了。

我们没有吃饭,因为书商没时间。就在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厅。我把事情简要地说了一下,这是他重新要求的,当然是尽量按照边红旗的口径来讲的。他一直没怎么说话,一再强调的是,这事难度有多大,他事实上是不清楚的,因为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和深浅。他得跟他姐夫说一下,他姐夫再去打点、疏通,能办成什么样就不是他现在能告诉我的了。不过以他姐夫的活动能量,想来也不是吃不下的菜。最后他叹了口气,都是求人才能办成事,说没办法啊,大家都明白,就这么回事。

是啊,就这么回事,我明白。我从他给我的一万块钱里先拿出了两千,推给他,说这是麻烦他的,希望他能多多动员一下他姐夫,尽量帮忙。又拿出五千作另外一堆,这是给他姐夫打点疏通用的,有点少,先用着吧,事成之后再好好感谢。剩下的三千我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很抱歉地说,最近我已经没有米下锅了,借了一屁股债,先解一下燃眉之急。书商呵呵地笑,把油亮的头发一把把地往后梳,说:

“先这样吧,我知道京漂都不容易,缺什么我能帮就再帮点,谁让我们合作过的呢。希望我们下次继续合作。”

他站起来,伸出了手。我握着他的手,说:“一定合作,一定合作。希望合作继续愉快!”

三天以后,书商给我回话了,说他姐夫已经和局里的某个领导协商过了,边红旗在此类案件中情节算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惩罚还是必需的,经过他姐夫再三努力,修改了当初的决定,现在的决定是:施以罚金两万的处罚,并限令其至亲于近日到局里交钱领人。另外,当事人必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得再于北京从事此种非法行为。主要精神说完了,书商说了一件轻松的、有意思的事,他说听他姐夫说,被发现的那个假证上的照片,是另一个区的公安部门的某个科科长。书商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

两万块钱我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好打电话给沈丹,书商说,要求边红旗至亲到局里领人,这样找沈丹就一举两得了。打了好几次终于打通了,她已经回到了北京。我在电话里说,边红旗进去了,现在要出来,必须交上两万块钱,由至亲领出来。

“你在开玩笑吧?”沈丹说。

“这种事我怎么敢开玩笑?我说的是真事,加急。”

“真的我也没办法。边红旗同意我是他的至亲了吗?”

“他会同意的。他说他一定要离婚的。”

“离婚?我都不想再听这个词了。又拿离婚来骗我。”

“不管怎么说,现在把他弄出来最要紧。”

“警察凭什么相信我?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他不是有老婆吗?让他找他老婆去!”

我也搞不清为什么,我觉得沈丹的态度在我意料之中。她也许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或者是边红旗进去这件事让她对自己的生活做了重新的思考,要么是其他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沈丹到底没有答应,没拿钱,也没有出面去把边红旗领出来。我不得不给远在苏北的小镇上的边嫂打电话。边嫂正在洗衣服,满手的洗衣粉泡沫,听到消息当时就哭了,大骂边红旗为什么不早一点让她知道,她说其实她在家里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他,每天心都悬着,她知道迟早会出事。挂电话时她说,她这就收拾,坐今晚的夜车来北京,希望我能到车站接她,然后直接带她去见边红旗。

打完电话我开始难过,因为我在听到边嫂的声音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边红旗其实还是属于苏北的那个小镇的,那里有他的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他的家,有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生活,那些东西,应该才是最终能让他心安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在车站见到了边嫂,脸上有两个清晰的黑眼圈。除了一个很小的包外,她什么行李都没带。见面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明天我就要他跟我回去。”

这大概也是她不带行李的原因之一。

办完了手续,我们见到了边红旗。才几天,边红旗就瘦得我都不敢认了,眼睛深陷,鼻梁显得更高了,头发和胡子长到了一起。一点都看的不到过去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众多沉重的想法让他低下了头,身体也变得虚弱不堪。他抓着边嫂的衣角随我们走到大街上,站住了,面对来来往往的车辆他有点慌张。边嫂搀住他,声音很小,说,跟我回家吧。我看到边红旗对着太阳和天空眯起了眼,眼泪哗哗地下来了。

2003-11-28,在北大万柳

刊于《人民文学》04年4期

《中华文学选刊》04年5期头条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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